开学后不久，父亲也调回来了，说是“社来社去”准备停办。

三年级的我已经能给家里做很多事情，我已接替二姐每天早上去食堂打早餐，打回什么，家里人就吃什么，早餐全由我定，我实现了早餐自由。说自由，其实也算不上，饭堂总是供应一些我不爱吃的包子馒头，除了周二和周五，因为那两天食堂还另开小窗供应米粉和油条，从小就很难咽下包子馒头的我每周便有五个早上吃不饱两个早上吃撑。我至今都还经常梦到那为卖米粉、油条而单开的小窗，看到那油亮亮的米粉和黄灿灿的油条。厨房里的油盐酱醋一旦没有了，都是我出门去买，家里缺了什么针头线脑的小东西也是我去买。每次去买那些油盐酱醋或是小东西，或是去帮父亲去打酒，母亲都会先算好要花多少钱，然后拿出一张两角或五角的钱递给我说：“去打一斤酱油，剩下的钱归你。”或是“去买支牙膏，剩下的钱买盒火柴，再有剩就是你的。”我去帮父亲打酒前，总是要问一问父亲，三花还是米双？父亲每次都回答三花或米双，我基本是按他的要求去买的，但却不知三花和米双有何区别，心想父亲大概也是随口那么一说吧，因为我有时分明没按他的要求去做，他似乎也并没有喝出来。每次出门买东西，从来都会有钱剩下，或一分，或两分，有时甚至五分。母亲总会让我尝到一点甜头，这样才好使唤我帮着干些跑腿的活，我当然总是乐此不疲地奔向校门口的食品商店和百货商店。

周五，下午是老师政治学习时间，小学生只上一节课就放学了。下午上学前，母亲交代我放学后做两件事，一是到商店去买一支牙膏，二是拿粮本到食堂去领这个月的粮票。妈妈给了我五角钱，把粮本也一起给我。我接过粮本和钱，把钱夹在粮本里，把粮本塞在枕头下，做好这一切，才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知道今天又可以赚五分钱。

放学后，我拿着五角钱去校门口的百货商店，跟售货员说要买一支牙膏。售货员问我牙膏皮带来没有，我很疑惑地问售货员什么牙膏皮？售货员说现在买新牙膏需要把旧的牙膏皮带来，还能抵两分钱。

我听明白了，对售货员说我不知道要这样，下次知道了，问今天能不能卖牙膏给我，售货员说这次可以卖给我。她接过我递过去的五角钱，说今天没有零钱找，让我拿几颗糖，水果糖可以拿五颗，奶糖只能拿两颗，问我要哪种。我知道这次买牙膏能剩五分钱，本打算拿来吃酸嘢的，没想到现在这五分钱要变成糖了。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吃糖，也从不主动拿钱买糖吃，当然我也不排斥糖，毕竟甜丝丝的，也蛮好吃。我挑了五颗水果糖揣在兜里，这样家里每人都可以吃一颗。

我拿着牙膏出了商店门口，望了一眼不远处的酸嘢摊，再摸摸口袋，口袋里除了糖，一分钱也没有，今天的酸萝卜吃不成了。回家的路上，一路盘算着自己的小金库还有多少钱。原本打算今天吃一分钱的酸萝卜，还能剩下四分，枕头底下还有五毛多的硬币，加起来应该够六毛了。但是今天既没攒到钱，也没吃上酸萝卜。我揣着五颗糖赶紧回家，等下还要去食堂领粮票。

回到家，我把糖放在桌上，剥了一颗放在嘴里，又剥了一颗塞进毫无防备的奶奶的嘴里，让她吃，并跟奶奶说我今天去买牙膏，商店的售货员说没有零钱，找了我五颗糖。随后，我拿着粮本出门去食堂领粮票。

我跟食堂管粮票的甘阿姨很熟，我最近总是来这里，不是买米，就是买油，还有就是领粮票，买饭票，甘阿姨说我像一个小大人。

我把粮本递给甘阿姨，甘阿姨打开粮本，拨弄了一下算盘珠子，在粮本上写了一行字，打开抽屉，配好了粮票，交给我说：“拿好，别搞丢了，这可是你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呢。”我接过粮票数了数，124斤，刚好。我问甘阿姨要了根橡皮筋将粮票捆好，把粮本装进上衣口袋，把粮票装进裤子口袋。做完这一切，我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跑到对面的粮店去看别人买米。

走进粮店大门，左右两边分别有几个足有两人高的巨大的斗。收钱、收票、登记的人就坐在门口左边，左边往里的大斗上一个贴着“面粉”，一个贴着“玉米”，右边的大斗上一个贴着“二号米”一个贴着“三号米”。每个斗的下方都有一个像一本书那么大的开关，开关下是一个45度向下斜的凹槽。工作人员往上拉起那个开关，大米就“哗哗”地像水一样顺着那个凹槽流出，买米的人正张着米袋，对着开关，等着米流进米袋里。米袋下面是一杆磅秤，游码和法码已经由工作人员调好位置，只等着米落入米袋，工作人员看到差不多了，就走过来，将大斗的开关关上，米放多了，就用一个小斗舀掉一些，直到秤杆飘呼呼的在中间摇摆。如果米没放够，就把开关再拉开一点，让米少少地流出来，直到秤杆微微抬起。这时，买米的人就可以把米袋扎紧，将米扛回家了。

我喜欢看大米流出的样子，有飞流直下的感觉。也喜欢听米粒流过凹槽时与木斗那激烈的撞击声，感受米的那种迫不及待与争先恐后的情绪。我还喜欢看工作人员敏捷地爬上大斗，将一袋袋用麻袋装好的大米打开后倒入大斗中的样子，那麻袋中的米顷刻间摆脱束缚，与大斗里的米汇合，成为米的新生力量，然后顺着凹槽流入各家各户。

我如果自己来买米，每次只买十斤，多了拿不动。工作人员也从不让我自己张开米袋接米，他们总是全程代劳，大约是怕白花花的大米在我手上被撒得满地他们不好收拾吧。

南方人吃面粉的少，在我观看大米倾出的时候，来了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说是要买面粉。工作人员就爬上装面粉的斗，取下一袋面粉，从袋里舀出面粉来，静悄悄地装进那人的面粉袋里，完全没有大米倾泻而出的激荡，一点也不惊心动魄，没什么看头。

想着还要回去写作业，我终于将双腿移出了粮店。摸摸上衣口袋，粮本在，摸摸裤子口袋，粮票也在，于是跑跳着离开。

从食堂到家也就五分钟的路程，我出了食堂，朝家走去。食堂后面的相思湖纹丝不动，像是在安歇。湖那边突然传来异响，我扭头瞥了一眼，两只野鸭正朝湖中心游去，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岸边传来小孩子的声音，“叽叽哝哝”的，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被野鸭吸引过去。宁静的湖面出现更多的野鸭，是被岸边的两个男孩用棍子赶走的。野鸭们经不住男孩们的胡作非为，纷纷离开荫凉的休憩之所，逃离式地向湖中心游去，以逃避男孩们的干扰。一道道细腻而优雅的水纹在肥肥的野鸭身下荡漾开来，水纹一波一波向外扩散，渐渐变得越来越大，最终消失在远处的水面上。野鸭们又在别处重新勾勒出新的水纹，为湖面增添一抹又一抹动感。岸边的树，天空的云，纷纷在湖底摇摆起来。

我沿相思湖用石板铺成的小路走了一截。湖的周边是陡峭的斜坡，坡上爬满了各种野花、野草和藤蔓，大树、小树参差不齐，有的伸得笔直，有的斜过湖面，枝叶垂向湖水。丑竹也横七竖八一簇簇地乱长着，坡上满是落叶。想随便从一个什么地方上去是不可能的，大约每隔二百米都会有一个拐弯抹角的石阶通往地面。除了石阶和沿湖的石板，相思湖周边的一切都呈现出随意的、不加任何雕琢的自然景色。

我沿湖一路走着，离家越来越远，抬眼望见图书馆，这里已是五坡的尾巴，我的家在六坡。看到石阶，我拾级而上回到地面，从这里走回去大概要走十五分钟。绿树成荫的相思湖学院一共有七个坡，第八个坡正在开发当中。那长着许多豆捻的那片荒地，一部分豆捻树已被铲除，在建筑工人们一段时间地挖坑、填坑后，我看到了一格格用砖砌成的房间平铺在地上。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房子的框架上来回地跑。黄文利说这间房是她家的，我说那间房是我家的。砖墙慢慢砌高了，我们被工人师傅勒令不许再进入工地。我听父亲说过，新房建好后，我们家可以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是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的那种。我等待着有一天住进曾带给我很多快乐的豆捻地上建成的新房子。

走在人行道的树荫下，看到太阳已经斜到西边去了，我加快了脚步，赶回家去写作业。

回到家，我从衣服口袋里取出粮本，再把手伸向裤子口袋，口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把手摸向另一边口袋，也没有，我的额头倏忽间冒出了冷汗。我在衣服口袋和裤子口袋里来回地摸，真的什么都没有。这可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我知道我闯祸了，慌成一团，赶紧凭着记忆沿着原途来回找了几遍，硬是没找到那一扎用橡皮筋捆着的粮票。我恨死了那些数不清的落叶，不知道我的124斤粮票被哪片树叶给遮挡住了。我也恨死了那群又游回岸边的野鸭，不是它们，我今天也不会到湖边瞎晃，于是也恨上了那两个赶鸭的男孩，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胆怯且无奈，在回家的路上，心“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太阳已经下山，我满头大汗，沮丧地走进家门。母亲把手伸向我，问我要粮票，我哭得一塌糊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经过。自知一顿臭骂不可避免，甚至还有可能招来一顿毒打，在我恐惧地等待中，听到的只是母亲的一声叹息，父母简单地问了一下我都去了哪里不再说话。 这顿晚饭，全家人都沉默不语。我更是一声不敢吭，只吃了很少的饭，甚至不敢夹菜，像是惩罚自己。

饭后，父亲和母亲出去散步，他们打着手电筒，他们以前散步是从不带手电筒的。多年后，提起这件事，二姐才告诉我，父亲和母亲沿着我说的路线来回地找了几天，当天晚上，他们拿着电筒，沿着我说的地方走了一遍，这里翻翻，那里撬撬，没有发现丢失的粮票 。第二天，父亲去上班，专门走湖边，希望能发现那124斤粮票，下班后也从湖边走回来，还是没能发现。母亲也没闲着，有事没事的就到湖边寻找。接连几天，我的父亲和母亲竭尽全力，都没能找回那全家赖以生存的被我弄丢的粮票。后来还是新疆和贵州的姑姑们寄了些全国粮票过来才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奶奶的户口从湖南老家迁过来后，我们家的粮票才有了富裕，父母总是把每月剩余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存在抽屉里，直到票证经济结束，我家的抽屉里还存着厚厚一叠全国粮票。搬了几次家后，那些粮票慢慢散落不见了踪影。

事情已经发生，也已经过去，我还是照旧负责家里领粮票的工作，每次领完粮票，我都老老实实地先回家，把粮票放好再去做其他事情。

一个周日，母亲给了我钱和肉票，让我去肉铺买肉。我问母亲买多少肉？买瘦肉还是肥肉？母亲说买两格票的肉，人家卖什么给我我就买什么，他们是不让我选的。

我明白了，买肉除了要钱和肉票，我并没有想买什么肉就买什么肉的自由。我走到校门口，看到一辆小卡车后排着一队人，是卖豆腐的。工作人员正用一把铲刀熟练的在一方水豆腐上一道一道地划着，将划好的豆腐一块一块铲入买豆腐人的碗中，碗中的水豆腐一晃一晃的漾着，散发出浓郁的豆香。到了下一个人，卖豆腐的先撕下那人递过来的豆腐票，又将剩下的票还给那人，收了钱，铲上两块漾漾的水豆腐放入那人的碗中，又完成一笔交易。另一边没有人排队，卖的是干豆腐，想买干豆腐的人随来随买。我也时常被派出来买豆腐，我买豆腐从来没排过队，因为我只买干豆腐，我觉得水豆腐有点像水蒸蛋，我不喜欢水蒸蛋。

走过卖豆腐的小卡车，到了国营果品蔬菜店，买蔬菜不凭票，但也要排队，售货员抓起什么菜，你买的就是什么菜。旁边就是国营肉店，队伍排成两排，我走上前看了看，一边是卖肉的，一边是卖骨头的。我后退，排在了卖肉的那一队。就斤两而言，国营店是童叟无欺的，所以妈妈放心让我来买肉。

我记得妈妈说买两格票的肉，看着手里的肉票，一共还有二十多格，最后两格是骨头票。我闲着没事，撕下了两格肉票，将另外的票折好放进了口袋。

售货员问我买多少肉，我说两格，并把手里的两格肉票递给售货员，售货员看了一眼我递过去的肉票后说我这个票不行，票不能自己撕，要由他们来撕。我愣了一下，忙从口袋里掏出肉票，售货员接过去撕了两格后递回给我，给我称了肉，收了钱，把肉放进我的菜篮。

浪费了两格肉票，我思考着回家怎么跟母亲解释这事，暗忖这卖肉的也太不通情达理，票到了他们手上，不也撕得七零八落的吗，干嘛要为难我呢？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跟母亲说了，母亲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她以为我知道。母亲还说没关系，我们家没那么多钱吃肉，每个月的肉票从来也用不完，交代我以后不要自己撕，特别是骨头票，每个月只有两格。

我把剩下的肉票放进抽屉，抽屉里各种票证五花八门，摆放最整齐的是粮票，其他的诸如布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煤本等等随意地散放着。

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票证经济”影响着一个时代老百姓的生活，一张张小小的票证，浓缩着时代的印记。

一天，父亲拿回一张《人民日报》，心情十分激动，他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刊登的一则报道——《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念给我们听。

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天已经暗了下来，我正和同学在借着一点还没完全消散的光亮在玩跳房子。却意外地发现大姐正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往家的方向。她匆匆地赶着路，很快就到了家门口。我也收了玩心，赶紧回家。我跨进门对着房间里喊了一声：“俺老孙回来了。”算是向父母报告我已归巢。我将大姐拉起身，要带她去看看我们家新分的房子。

父亲制止了我，开口说道：“大平，来，过来坐，我知道你为什么回来，你今天不回来，我们明天也会去找你，我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大姐一进门，就被带上了高考的话题。

父亲说：“相思湖学院领导非常重视这次高考，准备抽调各系的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学院报名参加高考的子弟们办几天高考辅导班，你一定要回来参加。”

正对高考无所适从的大姐听说有辅导班，立马点头答应，这是她求之不得的，她说她总算是在一头雾水中看到了一只可以依靠的小船。

父亲接着说：“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我和你妈妈都不清楚，眼前这个高考就是个机会，这也许是个长期的政策，但也有可能机会稍纵即逝，谁都说不准，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个‘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

奶奶把自家养的鸡都归了笼后回到屋里，手里还拿着刚从鸡窝里掏出的两个蛋。看到了大孙女，奶奶惊喜地问她吃了没有，大姐说在房东家已经吃过了。奶奶看大姐一直盯着自己手里的鸡蛋，意味深长地走进厨房。

母亲听到动静从另一间房走出，大姐颇感意外，那间房是别人家的，母亲并不是个喜欢串门的人。她正疑惑时，母亲告诉大姐，学院将我们楼上的那间房给了别人，把这个两间的套房调给了我们家，这样我们就不用楼上楼下地跑，而且还多了一间小房子。这本是我要跟大姐说的话，我是第一个看到大姐的，因为父亲一开始地阻止我没能说成，这么好的消息现在被母亲给说了。大姐看着连在一起的房子很满意，说这才像个家。她指了指第一间挂锁的房，说要是那间也分给我们就好了，这样的话这半边就都是我们家。母亲说她倒是想得美。

二姐从同学家回来，看到大姐，迫不及待告诉大姐的也是房子的事。大姐说她知道了，二姐问大姐今晚跟谁睡一张床。大姐说她今晚不在家睡，等下就得回生产队，明天一大早还要出工。

奶奶从厨房端出一碗荷包蛋递给大姐让她吃，我看到碗里有两个荷包蛋，问奶奶今天又不是大姐生日 ，为什么她得吃两个蛋？奶奶说大姐今天辛苦了，吃两个蛋补补。我问大姐你今天辛苦了吗？大姐说她今天又去天雹水库挑土方了，很辛苦。我咽了咽口水，说我不吃鸡蛋，请大姐给我喝口汤。

旁的人都笑了。母亲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让奶奶给我和二姐也各煮一个荷包蛋。奶奶转身又回厨房去煮蛋。

吃完蛋，大姐动身要回生产队，父亲和母亲说天黑了，不放心她一个人走夜路，要送她回去。我也吵着说要去，却被奶奶拦下。我无奈地看着父亲、母亲和大姐出了门。

父亲和母亲将大姐送到知青点，看大姐进了宿舍，他们才返回。回到家后，我听到母亲问父亲：“我们会不会给大平的压力太大了？”

父亲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大平是大孩子，她懂事，要么考上大学，要么当农民，熟轻熟重她是知道的，我相信，她一定会把握好这次机会。今年就算是试试水，万一不行还有明年，后年，总会考出来的。”

那夜，星光灿烂，繁星点点下，父亲和母亲聊着聊着，父亲突然爆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这笑声，似一道闪电，照亮了前方的漫漫长路。

恢复高考，如同破晓的曙光，不仅照亮了中国人的内心，也照亮了中国的大地，更是照亮了孩子们的前程，照亮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时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

那段时间，同样的笑声在城乡的每个角落回荡，它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是一个知识重新受到尊重，人才再次得到重视的时代。

如今，历史的长空中依然回荡着1977年的笑声。它提醒着我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它是我们永恒的记忆，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