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我们家有三个一年级的新生，我，小学一年级，大姐，高一，二姐，初一。也是这年，父亲在学校安排下，作为一名长驻教师扎根在了“社来社去”试点班，地点在离邕州市约300公里的宜山县，父亲相当于又和我们分开了。

开学那天，大姐带我到附小注册，她把钱塞到我口袋里，让我跟着大家排队，然后说自己也要去注册就离开了。队伍排得很长，大小孩子混在一起，一眼望去，没有家长。我跟着队伍慢慢地向前移。

到我了，面前有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老师问了我名字，我说我叫沈湘，沈是沈从文的沈，湘是湖南的简称。我当然还不认得字，也不知道什么是简称，更不知道谁是沈从文，这些都是大姐教我说的。老师还问了我出生年月，还让我数数，我从1数到了25。老师边听边在纸上写着什么，看我停下不再数了就说了声“好”，并把刚才写的那张纸递给旁边的老师，让我到那里去交钱。我挪过旁边，从兜里掏出三块五毛钱交给了老师，老师数了钱，在一本小本上夹上一张蓝蓝的纸，在上面写了一些字后撕下一张递给我，让我拿好回去交给家长。后来我知道，那是收据和复写纸。我小心地将纸折好放进裤子口袋里正要离开，刚才叫我数数的老师交代我下午两点半到学校来，教室在那边第一间。我看着老师手指的方向，点头表示知道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豆子”、“花卷”、黄文胜和黄文利还有其他一些我幼儿园的小伙伴们也在排队，我走过去拍拍这个，摸摸那个。我还看到了马彬，马彬是个奇怪的人，从第一天见他起我就这么认为，此刻他正拉着他妈妈的手。一个家长站在这里排队，显得很突兀。马彬也看到我了，但我没和他打招呼，在幼儿园，我也没跟他说过话。

下午两点半，一年级的新同学都到了教室，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是注册时让我数数的那个老师。我注意看了看她，老师短发，戴着眼镜，个子挺高，瘦瘦的，手里拿着一张纸，每个进教室的同学她都能叫出名字。有些名字是我熟悉的，他们是我幼儿园的小伙伴，有些名字我没听说过，比如曾国庆、韦文海、马哈彬、宋琳琳等等。

所有人都进了教室，老师也走进教室，让大家找位置坐下。我和黄文利坐在一起，在幼儿园时，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大家都坐好后，老师站在讲台上开始说话：“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以后就不能再叫小朋友了，大家都是同学，今后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然后，她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韦”字，转身问大家有谁认得这个字。过去的幼儿园不教认字，也不教算术，所以当老师问“谁认得这个字”时，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扫过全班同学，发现有人举手，她点名道：“宋琳琳，你来说。”

那个叫“宋琳琳”的女同学站了起来，说道：“这个字念‘韦’。”老师点头，示意宋琳琳坐下后说道：“对，这个是‘韦’字，同学们，我姓‘韦’，是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今后你们就叫我‘韦老师’。”

所有的同学都很吃惊，不是因为老师姓韦，而是那个叫“宋琳琳”的同学，上学第一天就认得字了。

韦老师按个子大小给全班同学调整了座位，同桌基本是一男一女。我个子小，坐在了第一排，同桌是“豆子”。我和豆子也是好朋友，我们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完全一副无组织无纪律的样子。韦老师叫大家安静，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孩，老师叫停我马上停了下来，豆子却静不下来。我叫了声：“豆子，老师叫你安静。”豆子看看老师，见老师正盯着他，他这才收起了笑脸，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

韦老师说：“同学们，坐位我们安排好了，以后每个月我们都会换一次位置，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视力。同学们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不要学韦老师戴眼镜。同时，大家也要爱护好我们的桌椅板凳，不要在上面写写画画，知道了吗？”

同学们齐声回答：“知道了！”

韦老师又说：“刚才，我听到有同学叫其他同学的花名，我们是小学生了，以后不准再叫同学花名，要叫他们的大名。”我听得有点发愣，在心里琢磨：“什么是‘花名’？每个人不是都只有一个名字吗？”只听韦老师说：“比如‘豆子’就是花名。”我看了看坐在旁边的“豆子”，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就是叫“豆子”吗，两年来，他都是“豆子”啊。正想着，韦老师走下讲台，对“豆子”说：“你站起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豆子”“嚯”地一声站起，吓了我一大跳，他说：“我叫‘曾国庆’。”说完又“哗”地一声坐下了。

“曾国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疑惑地盯着我的同桌，叫了他两年的“豆子”，他今天却说自己叫“曾国庆”。好吧，我记住了，他叫“曾国庆”。

韦老师走到后几排，我的脑袋随着韦老师的走动在转动着，只见韦老师走到花卷那里停下，对花卷说：“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花卷起立，说道：“我叫韦文海。”

我简直太吃惊了，我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豆子和花卷居然不叫豆子和花卷。

后来我知道，其实豆子和花卷不是他们的花名而是他们家长给他们起的小名，老师们都是知道的，背地里也这么叫他们。那时的相思湖学院，老师孩子都不是特别多，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知道，只不过韦老师还知道他们的大名，而我们不知道而已。

韦老师接着点了每个同学的名字，被点到名的同学要起立，让同学们互相认识。当点到“马哈彬”的时候，站起来的竟然是马彬，他快速地坐下了。我心里很好奇，他叫马哈彬，那马彬算是他的花名吗？韦老师肯定不知道他有花名，因为马彬太像正常的名字了。让我搞不懂的是，韦老师后来一直也叫他马彬。

点完名后，韦老师宣布了一件事情，她说道：“我们班的班长是‘宋琳琳’，以后，班上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跟我说，也可以跟她说，她再告诉我。我是我们班的算术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刘老师，图画、音乐、体育老师是黄老师。明天就正式上课了，大家回去准备好铅笔和橡皮擦，等下宋琳琳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把作业本拿过来发给大家。”

宋琳琳蹬着得意的小步跟着韦老师走出了教室。她是从哪冒出来的？还认得字，我不知道，反正她不是幼儿园里一起玩耍过的小朋友。

不一会儿，韦老师提着一大摞书走进了教室，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宋琳琳和另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手里也提着一大摞书，宋琳琳则抱着一堆本子。她们把书和本子放在讲台上后，韦老师向我们介绍道：“这位是教我们语文的刘老师。”

刘老师没有韦老师高，比韦老师胖一点，比较圆润，没戴眼镜。她跟我们说她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说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由她和韦老师来教。 虽然我已不会说湖南话，但家里人在说，加上骨子里那点深邃的记忆，我听得出刘老师是湖南人，她说话带着浓浓的湖南腔。

两位老师把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一本一本发到同学们手上，宋琳琳帮着老师发她抱来的那堆作业本，因为有三种本子，她叫坐得离讲台最近的曾国庆和我一起帮她发，曾国庆很欢乐地就抓起一摞本子发了起来，我也帮着发了一摞。

每个同学手上都有了两本课本和三本作业本，韦老师走上讲台，交代我们把课本拿回去后要包好，不会包的让哥哥姐姐或爸爸妈妈帮包，用报纸或牛皮纸都行，还要在课本上和作业本上写上我们的名字。

刘老师没上讲台，她站在教室的最后，交代我们明天来上学的时候，书包里面要有这两本课本和三本作业本，还要有铅笔，橡皮擦，铅笔和橡皮擦要放在铅笔盒里，最好还有一个转笔刀。

我的书包早就准备好了，是奶奶用军绿色的布手工缝制的，铅笔盒、铅笔、转笔刀，大姐也帮我准备好了。铅笔还没用，已经被我转断了好几截。大姐帮我转好了两支铅笔放在笔盒，让我别自己乱转了。

我回到家，记着老师说的课本要包好，作业本要写上名字，可是这两件事情我都不会做，奶奶也不会，因为奶奶是个文盲。我把课本和作业本放在桌子上，等着两个姐姐回来，然后跟着奶奶去菜园摘菜。

奶奶在菜地里不单单是摘菜，她还顺便给菜地锄锄草，浇浇水，一时半会儿好像不会回去。我正在无聊，却意外地在菜地旁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矮矮的植物，跟我差不多高，上面挂着两颗黑紫色熟透了的和几颗粉红色还没熟的小果。我惊喜不已，认出了它们就是小邓老师的奶奶给我吃过的豆捻。我兴奋地摘下那两粒圆滚滚的豆捻，只有两粒，我很珍惜，拿在手上舍不得吃。继续往前走，又发现一棵豆捻树，再往前走，还有，我边摘边吃，只觉得满口清香。等我用衣服兜了一大兜豆捻时，发现离菜地已经很远了。我向菜地方向望了望，奶奶还在菜地里干活。望着眼前一大片野地，一丛丛的豆捻树到处都是，我准备先回去，这一大兜豆捻，够我吃好久了，改天再来吧，这里好像没人跟我抢这些宝贝。

回到菜地，奶奶已经摘完菜了，给奶奶看了我那一大兜豆捻，奶奶问我摘那么多野果子做什么，并且也不肯尝一尝。和奶奶一起回到家，我走进厨房，把豆捻放进一个碗里，然后去了一趟厕所，从厕所出来，发现奶奶已经把碗里的豆捻给洗过了，不知道奶奶洗的时候有没有尝尝。我问奶奶豆捻好吃吗？奶奶正在摘菜，边摘边说野果子没什么吃头，她才不吃。

我端着豆捻上楼，去等姐姐们回来，好请她们吃她们从来没吃过的豆捻。

大姐二姐陆续回来了，每人尝了两颗豆捻就不再吃了。大姐找来报纸，准备把自己的、二姐的和我的课本都给包上。我在一旁看大姐包课本，多么简单的事啊。我也拿过一张报纸，在课本上比划着包了起来。大姐在一旁指点着我，不一会儿，我就像模像样地包好了一本课本，然后又包好了另一本，包得又好又快，连二姐都觉得无比惊奇。然后我请大姐帮在课本上和作业本上写上名字。二姐马上抢过去说让她来写，还问我用铅笔写还是用钢笔写。我说用铅笔，因为我只有铅笔。我从笔盒里拿出一只铅笔递给二姐，然后趴在桌子上，看二姐一笔一画地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字。二姐边写边问我要不要写年级，要不要写班别。其实她只是自言自语，用不着我回答，她端端正正地写完后，拿起来自我欣赏了一番，觉得自己的字写得真好。

我也很满意，觉得本子上的字写得很好，虽然我还是个小文盲。我把包好的课本递给二姐让她在课本上也写上我的名字。二姐接过课本，翻开第一页，分别在两本课本的左下角写上了我的名字。合上书，她想了想，说包好的书我都不知道哪本是语文，哪本是算术，便自作主张地拿出钢笔，在封面上来回地画，把语文、算术几个字写得又大又粗，然后又自我陶醉了一番，才满意地将书递给我，我当然也很满意。我把两本课本、三本作业本、铅笔盒一齐放进了书包。

大姐还在包课本，她们俩的课本可真多，加起来有十几本。我问二姐她自己的课本干嘛不自己包？

二姐说我是睁眼瞎，说她刚才是为了帮我写名字才没空包自己的书。她取过一张报纸，取过一本书开始包，动作看起来有点僵硬，没有舞动铅笔和钢笔时的那种行云流水。大姐笑她，说她还没有我厉害。我在一旁得意地笑：“二姐，我帮你包吧，我们幼儿园老师都说我心灵手巧呢。”二姐拍了一下我的手，有些恼怒地说：“去，吃你的豆捻去。”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的第一节语文课上，刘老师教我们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米”，这也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个汉字。刘老师还说，我们的方格本里面的格子叫米字格。那天，围绕着“米”字我们顺便学会了大米的大，小米的小，跟大小有关的中间的中，跟中有关的中国的国，一节课下来，我们认识了五个字。第二节课，刘老师教我们学习国旗的旗，旗帜的帜，红旗的红，然后顺便学了黄、蓝、绿、黑、白，一共八个字。刘老师要求我们把这些字写在米字格上，每个字写两行。我紧紧地抓着铅笔，在米字格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这些字。刘老师说写字要横平竖直，可我觉得再怎么认真，我的字既写不平也画不直，它们就像一群小丑一样歪歪扭扭地分布在我的米字格里。

上午放学后，我和黄文利时常一起到报箱去看蒋阿姨分发报纸和信件，宋琳琳久不久也跟我们去。看蒋阿姨分报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蒋阿姨的右手拇指上，总缠着一块黑色的胶布。刚开始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受伤了，她说不是，她说缠着这块胶布能提高工作效率。她每次拿起一摞报纸，手里的报纸就像飞花一样被快速地送进一格一格的报箱，厚厚的一摞报纸很快就发完了，她又从地上拾起另一摞，重复刚才的动作，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我问蒋阿姨会不会分错，蒋阿姨说不会，每个报箱上她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有标记，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报纸，还告诉我们这叫“熟能生巧”。每当看到蒋阿姨把报纸飞进我们自家的报箱后，我们就会迫不及待从里面把报纸拿出来。宋琳琳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经常结结巴巴地念报纸上的内容，在我和黄文利面前炫耀。我并不觉得羞愧，这些字我迟早也会认得的。蒋阿姨一边听宋琳琳念报纸，一边时不时地纠正她读错的字，有时宋琳琳被不认识的字卡住了，蒋阿姨不用看也知道被卡住的是什么字并告诉她那个字的读音。但这并不影响她把报纸飞进报箱的速度。蒋阿姨收工后，我们也就各自回家。

我回到家，就在厨房看奶奶做饭。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每天踮着一双三寸金莲，不是在厨房里做饭，就是在菜园里种菜，歇着的时候就在屋子里纳鞋底，她和这里的人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把一家人的生活安顿好。每天晚上，奶奶睡前都要洗脚，我常捧着奶奶满是沟沟壑壑的奇形怪状的小脚看个不停，摸摸这里，捏捏那里，问奶奶疼不疼。

1975年10月30日一大早，洗漱完毕，我到饭桌上享用我的特别早餐。奶奶煮好的四个荷包蛋分别装在三个碗里面。有两个蛋的那只碗是属于我的。母亲故作吃惊地问：“哟，今天是谁长尾巴呀？”我不答话，指着碗里的两个蛋，又指指自己。每年三姐妹不管谁过生日，家里不杀鸡，不㓥鱼，也没有生日蛋糕。生日当天，长尾巴的小寿星得吃两个荷包蛋，因为平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另外两人也就借机每人得吃一个，算是解馋。家里养的鸡是过年过节或者有重要客人来才能吃得到的上好的美味佳肴，平时要靠它们下蛋。学院每逢过年过节会统一从鱼塘里捞鱼上来分配给各家各户，那时家里才有鱼吃。生日蛋糕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吃完这两个蛋，我就七岁了。七岁的我已经学会了写字，学会了拼音，学会了算术，还结识了一个新的好朋友，叫宋琳琳。

过完我七岁生日后不久，贵州的小姑沈为年来接走了奶奶，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姑要把奶奶接走，心想是不是贵州的表姐和表弟想念他们的外婆了？也许是吧，但两个姐姐说不是，是因为奶奶的家庭成分不好。奶奶自从来我们家后，学院领导就经常找父亲谈话，不允许学院里有地主婆的存在。听说奶奶去了贵州后，身体总不是太好，但没有人揪着她的家庭成份不放，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奶奶离开了我们家，二姐又开始每天去饭堂打饭。每天吃多少两饭，多少钱的菜，大姐都会安排好，决不允许超支。但不管大姐如何斤斤计较，一家人分三个地方生活，又少了奶奶地扶持，日子还是过得十分拮据，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要靠卖旧报纸换些生活费。在幼儿园养得胖胖的我立竿见影地瘦了下来。

奶奶离开后的一个下午，我睡了一个午觉后晕头晕脑地去上学。马路上突然传出一声惨烈的哭声，那哭声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跌坐在地上，手腕生疼。我哭喊着，四处张望。二姐正在一个树下和同学聊天，她看见我了，但没有过来扶我，我还听到她说话，她对她的同学说 ：“那是我妹妹。”声音很清晰，可见我们离得很近。当时我是很希望她过来扶我一把的，但她没有，我哭得越发凶了。现在想来，二姐那时不过12岁，也还是个孩子。

突然听到蒋阿姨的声音：“你下来！撞了人就想跑？”我哭着想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手疼得厉害，只好坐在地上更加使劲儿地哭。一个男人已弯腰扶起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正准备离开，蒋阿姨在自行车前面用双手把着车头不让他走。我这才意识到，我被自行车撞了。这时，又来了一个阿姨，我边哭边听她俩的对话。

后来的阿姨问蒋阿姨：“小蒋，是他撞的人对吧？”

蒋阿姨说：“对，这个人骑车撞到了她，还想跑，不可能让他跑掉的。小周，你去附小叫个老师来，她是沈光明的女儿，一年级的。” 我看到那个叫小周的阿姨一瘸一拐地向附小快步走去。

有人为我撑腰，我慢慢安静下来，看着一瘸一拐的周阿姨，看着与男人对峙的蒋阿姨。男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他不是故意的，他说他是学院后面四联大队的农民，为了抄近路，就从学院里面穿，不巧就碰上了我，把我撞倒了。他说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应该没什么事。

蒋阿姨对那个男人说有没有事等检查完了才知道，他现在不能走。

周阿姨带着附小的校长和韦老师一起过来了。蒋阿姨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蒋阿姨说把这个撞我的人交给两位老师处理，她要带我去卫生院检查。说着慢慢地把我扶起来，让我走两步看看，看我能走，就领我去了卫生院。

给我看病的医生我见过，她是马彬的妈妈，但我那天才知道她是医生，蒋阿姨称呼她哈医生。哈医生告诉我，马彬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我就猜想，马彬的父亲应该是叫马向阳，我的父亲曾提起过这个名字，他是从部队转业到相思湖学院的。我想起了马彬说的不吃猪肉的话，问哈医生马彬为什么不吃猪肉。哈医生说他们是回族，回族人是不吃猪肉的。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民族了，我是汉族，表格上要填。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幼儿园的时候，马彬中午也会被接回去吃饭。我问哈医生，马彬为什么不愿意让人叫他马哈彬，我们这样叫他，他还会生气。哈医生说，他们想让儿子的名字里面既有父姓，又有母姓，就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儿子说这个哈字放在名字里面太好笑，不愿让别人这么叫他。马彬的妈妈说我的手骨折了，要送外面的医院，她联系了车，蒋阿姨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去市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听说韦老师很强悍地扣下了那个男人的自行车，让他带钱来赎，男人怏怏地离开了现场。

听说周阿姨去了一趟石埠中学，走路去的。

晚上，母亲来到市医院时，我的手已经绑上夹板，吊着绷带。看到蒋阿姨，母亲一个劲儿感谢，说沈湘今天虽然被撞断了手，但遇到了这么些好心人，她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

我右手手腕处骨折，母亲请了假在医院陪护我。当天晚上，她就对我说：“你要记住蒋阿姨和周阿姨的好，她们都是我们的恩人。蒋阿姨拦下了撞你的人，带你去卫生院，又送你到这里来，这么无利可图的做好事，这样的人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还有周阿姨，你知道吗，她更是了不起，去石埠中学的班车只有早晚两趟，周阿姨脚上有残疾，又不会骑车，她硬是走了一下午才走到石埠中学找到我，多好的人啊！”我躺在床上听着妈妈的述说，眼前浮现出一条很长很长没有尽头的路，路上，那个矮小而又跛脚的周阿姨一高一低地走在上面，正一摇一晃艰难地前行。随着这一高一低、一摇一晃，我进入了梦乡。

我住院期间，韦老师和刘老师，蒋阿姨和周阿姨，还有那个肇事的男人都来医院看过我，妈妈对那个男人说，小孩子的手断了很快就会接好的，让他不要有负担。并告诉他不会追究他的责任，让他安心回去。知道我出院后，那个男人给我家里送来了一捆自己家种的木薯，从此不再有来往。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母亲在医院陪了我一个月。那段时间，是我和母亲最亲密的一段日子，我第一次和母亲日夜相处，形影不离。母亲跟我说起我小时候的事，说她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没给我喂过一滴奶，没好好地陪过我一天。也说起二姐小时候差点没命的事，说到二姐的事，她更是满怀愧疚，因为我好歹在一天天长大，而二姐，却差点丢了性命。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从此不跟二姐争抢母爱。母亲还给我讲了她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是在我的母亲18岁读师范的时候去世的，临终前交待家人不要将自己去世的消息告诉女儿，不要耽误女儿的学习，将来好让她有出息。我的外婆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把女儿亲自送进了学堂，别人嘲笑她花冤枉钱让女儿读书时，她撇开世俗的目光，朗声回答：“我的女儿就是要读书，读了书大架些。”母亲这辈子很感激她的父母让她一直读书，让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通过读书拓宽了视野，走出了局限。母亲说她是在放假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一问时间，她痛哭不已，她说，正是我的外婆走的那天晚上，她做了个梦，一只狗远远地望着她，对着她流泪。她莫名地想靠近那只狗，想去抱抱它，却怎么也走不到它身边，那个场面就那么清晰地一直印在母亲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又回到了教室，在很多同学还傻傻地分不清左右的时候，我无需思索就分出了左右，没断过的是左手，断过的是右手，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也许，受伤，也是一种学习。

缺了一个月的课，韦老师和刘老师经常在放学后给我补课，每次补课，宋琳琳都一直陪着我。落下的课很快补完，我俩又结伴去看蒋阿姨分报纸。

又到元旦，开启了新的一年。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上课时间，同学们都坐在教室里，韦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声不吭，同学们也都不敢吱声，气氛有些凝重。学校喇叭里开始放音乐，音乐声很低沉。韦老师低低的说了声：“全体起立。”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我正在等韦老师说“同学们好”的时候，韦老师却说了一句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默哀三分钟。”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同学们都低下了头，也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我听到有人在抽泣，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好些个。“为什么呢？”我想不出原因，虽然低着头，眼睛还是不老实地四处张望。整个教室一片静默，整个学校一片静默，只有低沉的音乐在喇叭里缓慢地回旋。三分钟好久好久，我觉得那三分钟有一节课那么长。面对这莫名其妙的场面，我忍不住低着头偷偷地笑了，不小心还听到了自己的笑声，我马上闭嘴，又偷偷四处张望。在这么严肃地场合，我知道笑是很不合时宜的。这一笑不打紧，我的好朋友，班长宋琳琳在韦老师宣布默哀结束后突然开腔了：“报告韦老师，沈湘她不哭，还笑。”

我吃了一惊，瞪了宋琳琳一眼。韦老师说：“不用管她。”宋琳琳继续哭，我看到了宋琳琳眼里流出了泪水。整个下午，我都不敢再露出一点笑容，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下午。

回到家，等两个姐姐回来，我把事情跟她们说了。大姐批评我，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我居然还笑得出来？我愣了一下，我听说过周总理，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理。但听到大姐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我还是没有眼泪，也不想哭，我问大姐她哭了没有，大姐说她哭了，说大家都哭了。我又问二姐，二姐也同样这么说。

15岁的大姐给我讲了一些周总理的事情，她告诉我，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中国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都数不过来，可是我们的周总理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我们的周总理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是伟岸的，一直都是，但我还是哭不出来。

在周总理去世一年后，有个叫柯岩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背了下来，那时的我眼中闪出了泪花，是被诗歌里对周总理的深切呼喊感染的。

诗中写道：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

周总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总理的伟岸，在诗歌里一遍一遍的与大地、与森林、与大海地呼喊与回答中尽显，那时已经8岁的我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