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出生，我的幼年，我的故乡，关于我在故乡的一切，大部分都是母亲、大姐、二姐和奶奶后来一点一点翻古（回忆过去的事情）灌输给我的。幼年的我，用大姐、二姐的话来说，完全是个核宝（傻子）。她们说就算是条鱼，都有七秒的记忆，你怎么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呢？

我靠着听来的故事，脑子里模糊地有了故乡的模样，有了家的轮廓，有了幼年的自己。但那都不是记忆，是我听到故事后在大脑中勾勒出来的简笔画。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安乡县，那里四季风光如画，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我家的房舍是杜甫笔下的那种茅草屋。时时上演着“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景况。我，则是一个张口闭口便骂“日你的娘”的一个傻里傻气，呆头呆脑的笨女孩。

夕阳已下山，天空昏暗，母亲走在草垛间，向家的方向走去。她刚从批斗会上下来，被批斗是常态，工作照样要做，但时不时被揪出来进行莫须有的批斗，她整个人此时还是有些无精打采。

某个草垛子后边，传来一个怯怯的女孩子的声音：“打倒陈钦云。”她没在意，这种声音，她不是第一次听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孩子们不知所以，批斗会上都这么喊，他们当然相信，因为她是“臭老九”，是“毒草”，就应该是被打倒的对象。

“打倒陈钦云。”怯怯的声音再次出现。她停了一下脚步，听出是女儿大平的声音。她叹了口气后又暗自好笑，不予理会，加快步伐朝家走去。昨天，大平洗碗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她打了大平两下，说她是个败家子，谁知，倔强的女儿直接把头伸过来对她说：“来来来，你打，让你打，打死算了。”这不，今天报仇来了。

回到家，母亲把门虚掩上，不大功夫，大姐蹑手蹑脚地也进了家门。大姐那年九岁，在城关镇小学上学。母亲故意问她刚才去哪了，大姐说她到稻田里拾穗子去了，手里还真拿着几根穗子。母亲暗笑，看来真是去拾穗子了，拾了几根做幌子的穗子，然后专门等在她回来的路上。

家里只有一间房，是学校分配给老师住的，房间还算宽敞。母亲和大姐一起住，她们不生火，在学校食堂打饭吃。二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跟奶奶在乡下生活，明年也要上学了，到时也要接过来一起住。母亲考虑等二姐来后，要找两张长凳子和几块木板，搭一张小床。那时的我准备一岁，被放在二姨婆（奶奶的妹妹）家学着很多脏话。

母亲说她生下我后一滴奶都没有，奶奶只能抱着嗷嗷待哺的我东家跑西家抱，到处讨奶吃。家里人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奶奶说干脆把我放到她的大女儿沈为娟家里，让大姑妈帮奶这个孩子。大姑妈早一年也生了个女儿，比我大整整一岁，奶水至今还很充足。虽说奶水已经稀了，但总比没得吃要强吧。于是，襁褓中的我被送到大姑妈家去吃奶。孩子有奶吃，母亲也就放了心。那时候，她不知道产妇奶水中的营养成份是配合着婴儿生长的需求在发生变化的，我靠跟表姐喝同一个妈妈的奶活了下来。自己的亲侄女，大姑妈也很用心地奶我，像待自己的女儿一般。

若干年后，我对母亲说：“亏得我遗传基因还不错，加上后天的修补，没比两个姐姐差太多。”我问母亲：“当时你们就没想过给我吃牛奶、米糊什么的？如果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我也不至于从小就是个核宝啊。再有，你一个堂堂的中学校长，连生三个孩子都在自家的茅草屋，为什么没想到去医院呢？都说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你就一点儿也不害怕吗？就不怕万一难产丢了性命？”三连问，母亲一个也答不上来。她说她确实没想过这些问题，糊里糊涂地做了三个孩子的妈。

大姐上小学那年，学校一会儿上课，一会儿停课。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她觉得这样上学蛮好玩的。那年，高考因故推迟。一直也没说取消的高考在一再推迟后还是被变相地取消了。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正好涵盖了大姐从进入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大姐说，在她的脑子里，就不知道什么是高考。当时，母亲在城关镇中学当校长，大姐离开奶奶家跟母亲吃住在学校。母亲常常外出开会，她目睹已经开始上学的大女儿可有可无的上课，看着那些一心奔着大学去的大孩子们失望的眼神而无可奈何。有个学生对她说：“陈校长，如果只需要找份工作，连初中都不用读，进技校就行了，考普通高中干什么呢？就是一心奔着上大学啊。”母亲听了默然不能出声。这最后的公平竞争就这样没有了，万古如长夜。

母亲听说，高考是专为资本主义复辟搭建的桥梁，是“四害”，必须彻底铲除。在这万古的长夜，她时不时地被推上批斗台，听到台上台下的人振臂高呼：“打倒陈钦云。”当然，老师们敬重她，学生们也爱戴她，没有人真的把她打倒。她一边被批斗，一边继续做校长，维持着学校的尊严，履行着教书育人的本职。

二姐到了上学的年纪也离开奶奶来到学校和母亲、大姐一起住，和大姐一起上学，和大姐一起钻防空洞，和大姐一起用红缨枪练投刺。

七月的稻田，在鱼米之乡可称得上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大早，大姑妈收拾好包裹，给我喂了奶，为了避开日头，天刚蒙蒙亮，她就抱着我准备出发。那时的我已经八个月大，大姑妈说自己的奶水也不是很足了，趁着双抢到来前，得把我送回奶奶家。

我十岁的大表哥听到动静，睡眼惺忪地问：“姆妈，你带妹妹去哪里？”

大姑妈回答：“送去你嘎嘎（外婆）家，准备双抢了，姆妈要忙呢。”

“姆妈，你忙你的，妹妹我来带，不要送去嘎嘎家了吧。”

“你也要参加双抢，你是一个劳动力呢，怎么带？想妹妹了，双抢完姆妈再带你去嘎嘎家看她。”

水稻一般种两季，7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插上二季稻，还务必在立秋前将秧苗插下。如果晚了，收成将减少，甚至绝收。“双抢”就是维系所有农家生活命脉的一种繁重劳动的代名词。双抢一旦开始，便要举家上阵，连同七、八岁的孩子。大姑妈是家里的劳动力，虽然舍不得奶了八个月的小侄女，还是不得不下决心，将我交还给我的奶奶。

那天，她身穿一件盘扣蓝色唐装上衣，将我用背带背在身后急步朝娘家赶路。走了半天的路后再乘渡船渡过虎渡河，赶到娘家时已是日上三竿。二姨婆一家正好也在，二姨婆接过我，稀罕得不得了。大姑妈交代了自己的娘，交代了大平、小平要好生照看妹妹后便转身要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她干呢。就在大姑妈一只脚迈出屋门的一刹那，大姐说，她清晰地记得，她看到了我将一对小小的胳膊拼了命似的伸向大姑妈离开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哭喊：“要去啊！要去啊！哎呀！”大姑妈脚步顿时僵住。我的哭叫声怎么也停不下来，大姑妈将身子隐藏起来，让我看不见她。哭叫声变得撕心裂肺，我的天就要塌了。大姑妈急忙转回身从二姨婆手上一把接过哭闹的我，抱着边哭边哄，一大一小四目对哭。我紧紧地抱着这心中唯一的亲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嚎啕个不停，转而变为抽泣，哭累了，放心地在大姑妈怀里睡着了。大姐说她也觉得很神奇，我当时才八个月呀，居然会说话了。母亲回来时她把这件事说给母亲听，母亲不信，说是她幻听。二姐也证实，她当时也听得真真的，我是真的说话了，边哭边喊边嚷“要去啊！要去啊！哎呀！”重复了无数次，听得所有的人心都碎了。听说我睡醒后找不到大姑妈，一双无助的小眼睛就四处寻找，只要见到穿盘扣蓝色唐装衣服的妇女，就伸手要人家抱，然而这种装扮在当时又非常的普遍，我盯着每一个伸手抱我的人仔细辨认，再哭着把头扭开，所有的这些人都不是我要找的亲人，看着着实让人心酸。二姨婆应该也听到了我说话，她很稀罕这个会说话的小伢儿 ，说想带我一段时间，因为二姨婆家的我的表叔说，上五里下五里都没见过这么聪明的伢儿。这个理由让长大后的我笑得不行，全家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傻丫头，怎么还会招人稀罕呢？上五里下五里，上下加起来也就五公里，一个钟头就可以走个来回，可能是当时五公里之内没有其他小孩吧。但大姐、二姐一直都很肯定地说我八个月时就会说话了。我于是就胡乱猜测，难道是八个月大时的我迫于形势，被迫启动了人体本能的应激反应？

父亲在接到关于恭喜他家里又添了一个“平平”的信后，专门来信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沈文利”。父亲每年只有春节放寒假时才能回来一趟，每次回家都会带上几件玩具给女儿。别人跟大姐开玩笑说那不是你爸爸，是一个卖玩具的，大姐曾信以为真。在父亲被困“牛棚”的最困难的那几年，暑假的时候，母亲也会带着大姐去邕州市看他，给他鼓气，给他就要坚持不下去的心打上一针强心剂。

1965年的暑假，母亲带着五岁的大姐第一次来到相思湖学院探亲，父亲正在农场劳动改造，她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便请门卫打电话到农场。当父亲光着膀子出现在母女俩面前时，她们似乎一下子没认出他，但此刻站在面前的不是他又能是谁？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伤感的泪水往肚子里流，陪着笑脸，跟着父亲到了农场。

妻女的到来，让父亲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他暂时忘掉了落魄。母亲和大姐陪他住了半个月。白天，他去田间劳动，晚上，和家人有说有笑。那段时间，他们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还去人民公园划了一次船。有一天晚上，他俩还同大姐开了个玩笑，母亲躲在蚊帐后面，父亲对大姐说：“大平，你就留在这里跟爸爸过吧，妈妈已经回湖南了。”五岁的大姐不信，她满屋子地找妈妈，发现真的找不见，以为妈妈真的丢下她回湖南去了，于是跳着脚哭喊：“我的天哪！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母亲听了，忍不住从蚊帐后出来，说道：“大平，妈妈在这里。”大姐见了母亲，破涕为笑。虽是苦中作乐，但也是名符其实的天伦之乐。父亲说，母亲和大姐半个月的陪伴，让他增添了生活的勇气。

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1970年的寒假，父亲回家探亲，家人一年只有在春节能见到他几天。母亲去二姨婆家把我接了回来，让父亲和我见上第二面。

奶奶知道儿子这两天要回来，但不知道具体的时间。父亲在屋外就听到了纺车发出的“吱呜呜——吱呜呜——”的声音，他知道，他的老母亲在纺线。他放下行李，悄无声息地站在端坐在纺机前的母亲身后。过去的多少岁月里，他从梦中醒来，总能听到纺车发出的“吱呜呜——吱呜呜——”的声音，有时，灯光灭了，在漆黑的房间里，那有节奏的“吱呜呜——吱呜呜——”，象是悲切又象是希望的歌儿，仍然没有停息。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母亲演奏的古朴夜曲中度过的。此刻站在母亲身后，他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正在一旁擀棉条玩的大姐突然发现了一声不响站在奶奶身后的父亲，她放下手中的活，快活地叫了声：“奶奶，爸爸回来了。”奶奶听闻，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马上停下活计，扭头看到了儿子，忙起身和儿子面对面站着，她伸出手，拍了拍儿子衣服上的尘埃，说道：“光明回来了，我去做饭。”

父亲忙说：“姆妈，我还不饿。”

大姐早已到堂屋把父亲的行李翻了一遍，摸清楚了袋子里有两个玩具和一些水果糖，她兴奋地跑到三叔公屋里把我的二姐叫回来，对她说：“小平，我们家来了个卖玩具的，你要不要买个玩具玩玩？”二姐跟着她回到屋里发现是父亲回来了，她高兴地扑进了父亲的怀里，撒娇地对父亲说：“大姐骗我说家里来了个卖玩具的，只有她小时候才会上这种当呢。”然后转头对大姐说：“笨，连爸爸都不认识。”说得父亲哈哈大笑。

父亲从行李袋中掏出糖果分给她们，大姐、二姐迫不及待地剥开了就往嘴里塞，大姐一边吃还一边嘟嚷着问：“你不是卖玩具的吗，玩具呢？”父亲说：“你们都长大了，是小学生了，还要玩玩具？”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拨浪鼓对她们说：“这个是给幺儿的。”

大姐马上说：“还有一个玩具，你拿出来。”

父亲知道大姐已经偷看过他的东西，笑着把另一个玩具拿出来，问她俩：“你们看看，这叫什么？”

姐妹俩看着这个玩具，只见一条红色的铁块上，两端各站着一只气宇轩昂的雄鸡，中间有一只小圆盘，铁块下面有一根绳子连着两只鸡脚，大姐、二姐各扯了一下绳子，两只雄鸡就分别低头，鸡嘴叮到小圆盘，发出“噔”的一声。大姐说：“这叫‘小鸡吃米’。”二姐也跟着说：“对，就叫‘小鸡吃米’。”父亲说：“你们说得对，这个玩具就叫‘小鸡抢米吃’。你们可以拿这个来逗幺儿玩。”

母亲领着一岁三个月的我回来了，这个屋子里，我谁都不认识，只除了母亲常去二姨婆家看我，和她有一点点熟外，见着谁我都是开口便骂。父亲大吃一惊地说：“都会说话了，不过，怎么都是骂人的话，跟谁学的呀？”他怜爱地将我抱起来，我两眼瞪着他，不认识，于是开始推他，骂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父亲说：“这是鹦鹉学舌啊，以后还是放在自己家里带吧，免得大了以后改不掉这种恶习。”父亲发了话，我从此回到了属于我的茅草屋，接受家人的改造。

过完年，父亲准备回学校，一家人在凛冽的寒风中将他送到码头。父亲身着一件厚实的新棉袄，那是我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给他做的。沉甸甸的行囊里，有四季的新衣，新鞋，还有腊鱼、腊肉、辣椒酱。吃的、穿的，做母亲的都为儿子想到了，这一去，又是一年。奶奶拉着父亲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光明，你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注意保暖，别冻着了。”

母亲抱着我，眼里闪着泪花，她轻轻地、哽咽地说：“光明，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和孩子们的。”

大姐、二姐一人一边紧紧拽着父亲的衣角。

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轮船启航。父亲站在甲板上，挥着手，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突然，一声响亮的“爸爸”划过长空，击中了他的心房，那是我在奶奶、母亲、大姐和二姐的一再怂恿下对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唤，那么清晰，那么动听的一声呼唤，仿佛有千钧之力，在湖面推出了波澜，久久萦绕着他。他使劲地回应了一声：“哎——”

1973年的暑假，再过三个月，我就满五岁了，当时，大姐在读初中，二姐在读小学。这年，很少在暑假回来的父亲暑假时回来了，他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忙里忙外地处理一些事情。暑假前，母亲就告诉我们，说全家人准备一起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去生活了。大姐和二姐对新的环境充满了幻想，那是一个大城市，听说住的是楼上楼下，家家户户电灯电话，收音机，电视机应有尽有。那里不用种田，白花花的稻米从粮仓里像水一样流进米袋子，把米袋口捆紧搬回家，就有香喷喷的米饭吃。那里烧的是“蜂窝煤”，黑乎乎的煤经过一个机器，十二个孔的圆柱形“蜂窝煤”一个接一个流水一样出来，只要把它们捡进斗车拉回家，家里就有取之不尽的燃料。那里的路是笔直的水泥路，人们都骑着自行车，下雨出门都不脏鞋。那里有大大的电影院和风景如画的公园，那里有香蕉、有菠萝……还有大姐向往已久的“的确良”。

大姐、二姐结伴在门前的水塘边摘着就近够得着的莲蓬和菱角，大姐让二姐多摘点，她说她曾经去过那边的公园，虽说也见过荷塘，也见过莲蓬，但这些东西在那边是不允许随便摘的。而且，到湖里划船还要收钱。

二姐说：“那我们不去了吧，还是留在这里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可以在湖里划船，可以摘莲蓬吃，到了冬天，还可以擀棉花条玩。”

大姐说：“妈妈工作都调过去了，我们肯定要去的，我们还是小孩，小孩要跟大人在一起的。”

二姐说：“奶奶也是大人啊，我们跟奶奶在一起也行吧，这里还有好多好朋友呢，去那边了一个好朋友都没有了。”

大姐说：“你不懂，小孩就是要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那边是城市，你知道吗，城市比农村要先进很多的，你信不信，去了那边，你很快就会高兴起来的。”

正说着，一条小鱼游了过来，二姐弯腰去抓，碰到了小鱼，小鱼猛地一甩尾巴，溅得她满脸都是水。鱼没抓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姐哈哈大笑。

姐妹俩正在水塘边玩耍时，堂屋里的几个大人正在商量一件大事。

父亲的三叔沈德治说：“我们三房有两个男伢儿，二房有一个，只有你们长房没有，我跟儿子、媳妇商量好了，把二毛过继给你们吧，这样，每房都有一个男伢儿。”

父亲说：“三叔，这事我听钦云的，她说要就要，她说不要就不要。”

三叔的儿媳杨春柳在一旁怂恿着二毛，并把二毛推到我母亲面前，说道：“二毛，快叫姆妈。”

母亲瞥了一眼杨春柳，皱了皱眉，说道：“我不同意，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已经够了。”

杨春柳很希望能把小儿子过继给大哥大嫂当儿子，她心里盘算着，儿子到了那边就是城里人，不管怎么说，儿子始终是自己的儿子。她开口说道：“云姐，你是有三个孩子，但那都是女伢儿，没得一个男伢儿，到了那边是要叫人瞧不起的。你看，我们二毛才三岁，还没记事，过去跟上你们一段时间，就跟亲儿子一样了。”

母亲说：“我觉得三个女伢儿就很好，我很知足，不一定要再养个儿子。”

杨春柳看到大嫂的态度，有点着急，她对我的父亲说：“光明啊，云姐也快四十了，也不是说不能再生，但万一生了又是个女伢儿怎么办？家里还是要有一个男伢儿的呀。我们是出于一番好意才同意把二毛过继给你们的。”

父亲此时有些矛盾，虽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但骨子里多少还是有些中国人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他有些犹豫地看着妻子，像是在鼓动她，他轻声地问母亲：“你看呢？”

母亲毫不让步地说：“这事就这么定了，过继这件事我不同意。”

奶奶也希望有个孙子，但她希望这个孙子是儿子和儿媳生的，从老三家过继一个这件事，她也不是十分赞同。事情就这样偃旗息鼓，杨春柳带着二毛怏怏地离开了。

终于到了离乡的日子，这天，烈日如火，高高地悬挂在没有一丝云的蓝天中，不遗余力地散发着它的热量。码头上人头攒动，沈家的亲戚、陈家的亲戚，欧家的亲戚，一溜好几十人前来送行。众人有的头戴帽子，有的手持扇子，试图阻挡这灼热的气流。

母亲的大哥拉着妹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泪水挂满了脸颊。二哥劝慰大哥道：“幺妹儿是到好地方去的，我们要高兴，不要难过。”二舅转身抱起我说：“文利，你说对不对，我们的文利是要到好地方去了。” 又对大姐、二姐说：“大平、小平，去了大城市不要把我们两个舅舅忘了啊。”

二姨婆走过来，从二舅手上一把将我抱过去，说道：“来，文利，让二姨婆好好看看，二姨婆带过你，你不要把二姨婆忘记了啊。”

大姑妈也走过来一把抱住我，眼泪流了一大串，她对我说：“文利，你是吃大姑妈的奶长大的，你就是我的小女儿。”我懂事地伸出小手，在大姑妈的脸颊上帮她拭着泪。

杨春柳挎着一个小包袱，带着二毛挤了过来，对母亲说：“云姐，你把二毛带走吧，我是真心实意的把他送给你们的。”她让儿子开口叫母亲“姆妈”，二毛张了张嘴没叫出来。母亲弯下腰对二毛说：“二毛，你看清楚，我不是你的‘姆妈’，是你的‘伯母’。”二毛认真地叫了声“伯母”后躲到他妈妈身后去了。

父亲和母亲与亲戚们一一道别后，准备领着我们三姐妹上船。在一派热闹中，只有奶奶一个人静静地站着，她身着素色衣衫，紧跟在儿子身边，父亲转身拥抱了老母亲瘦弱的身子，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姆妈，过段时间，我把事情处理好了就来接您过去。”奶奶点点头，拉过我们三姐妹抱了抱，再叮咛一番，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母亲。

一家五口上了船，父亲回头望了一眼，亲戚们都在互相交谈，只有老母亲一人专注地凝视着船上的我们。母亲也回头望了望，不善言辞的大哥正一个劲儿地朝她挥手。码头上的热闹与喧嚣，满心的不舍与牵挂，如波涛汹涌般击打着父亲和母亲的胸膛。

汽笛长鸣，轮船穿越洞庭湖，驶过长江，载着父亲、母亲和我们三姐妹远离了故乡，结束了这个家长达十五年两地分居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