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跟着家人上的轮船，又怎么转的火车，又是怎么到的相思湖学院，我已完全不记得，哪怕绞尽脑汁，也只记得生命里记忆的第一章就是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它们从道路的两旁笔直向上后枝叶在天空环绕，宛如天然的遮阳伞。阳光透过叶片间的缝隙洒下，光怪陆离。我仿佛记得是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进的校门，无遮无拦的大卡车进入校门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凉快，同时，也觉得走进的是一个森林的世界。
卡车像是在起伏不定的路上行驶，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并驶上了一座桥。桥下是蜿蜒的流水，我听到父亲说，这就是相思湖了。不一会儿，卡车通过了那座桥。望着徐徐远离的相思湖，大姐对二姐说：“你看，跟我们家门口的水塘有点像呢。”再下个坡，又上个坡，卡车停了下来。
面前是一幢房子，父亲跳下卡车，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车上接下来，然后再将行李弄下车，带着我们走进其中的一个单元并告诉我们，说学院临时分给我们的房子暂时是楼下一间，楼上一间，厨房和厕所是一层楼的人共用的。
我们五个人一齐挤进了一楼的房间。房间里有一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外加一个五斗柜。父亲说这些家具都是学院配的，并说他和我们的妈妈住一楼，我们三姐妹住楼上那间。
大姐迫不及待地叫上二姐，拉着我上到了二楼，门关着，我们眼巴巴地等着父亲上来打开房门。
门开了，一张架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五斗柜出现在我们面前。二姐一进门就吵着要睡上铺，母亲说：“你还小，万一掉下来怎么办？还是让大姐睡上铺吧。”
二姐趁母亲不备麻利地爬上了床，像是占领了制高点，她得意地说：“我不会掉下去的，我就要睡上铺。”
母亲大喊一声：“快下来，床板都还没擦呢。”
我也觉得上铺好玩，也吵着要睡上铺。二姐没下来，让大姐去找快抹布给她，并无情地拒绝了我要睡上铺的要求。我吵不过二姐，只好闭嘴。母亲取来了抹布，让大姐和二姐先把床擦干净。然后她爬上上铺，铺好了床上用品，边铺边叮咛二姐，说上铺没有护栏，让她睡觉老实一点，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厨房里有一位妇女正在做饭，母亲进去打了招呼，说自己是沈老师的家属，刚搬来，请邻居们多多照应。那位妇女友好地问母亲是不是调过来了，说调过来好，两地分居总不是办法。她用火钳钳了一只蜂窝煤进炉子，拿扇子扇了扇，告诉母亲哪个炉灶是我家的，油盐酱醋又应该放在哪里，然后又问母亲分在哪个系。母亲说她还没调到学院里面，是在石埠中学。那妇女点头“哦”了声，说那还是有点远，以后再想办法调到学院来吧，总能调进来的。母亲“嗯嗯”地应着并点头称谢，她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
大姐、二姐和我看够了房间的新鲜，便厨房、厕所四处看看。我尿完尿出来，对大姐说我饿了，想吃饭。
父亲到厨房拿上两个碗说去食堂打饭，问谁跟他一起去。我们三姐妹欢呼雀跃，一起跟着父亲去食堂，屋子里只剩下母亲一人。
母亲好不容易才调到邕州市，还是父亲找了关系才弄成的。但是，相思湖学院的附中和附小暂时都没有进人的指标。时任邕州市委书记的肖清河同志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的家乡安乡县担任过县委书记，与沈家打过不少交道。父亲找到他后，他答应父亲把我们的母亲从老家调到邕州市来。但相思湖学院归教育厅管，他只能把母亲先调到邕州，如何调进相思湖学院，还得靠以后慢慢来。能调到邕州，父亲和母亲都很知足，他们从心底里感谢这位大恩人。
五坡食堂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走五分钟路就到，饭菜的香味在马路上就能闻到。“那椒（辣椒）炒肉呢。”二姐嘴快，大声说着。路人听说看了一眼，心里明白，这是个l、n不分的湖南小丫头。
八个打饭的窗口只开了两个，排队打饭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大姐数了数，每个队伍前面大概有二十来人，她选了稍短一点的队伍排在后面。父亲说现在放假，没什么学生，来打饭的基本都是教职工，所以只开两个窗，开学以后，至少要开六个。他让我们在这里排队，自己去拿报纸。说完走到食堂靠马路的一角，那里竖立着三大排一小格一小格的报箱。
每个打好饭从大姐身边经过的人，大姐都乜斜着眼看看别人碗里是什么样的菜。她小心地拿着碗，慢慢地跟着前面的人缓缓地向前移动。窗口上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是菜谱，一共十二行，我不识字，不知道写些什么。识字的二姐不甘寂寞地跑到卖饭的窗口，从窗口往里看，一块一块的，是鱼，覆着一层酱的，应该是排骨，还有好大的肉丸，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炒菜，叫不上名字。大姐看着小黑板上的菜谱，也拿不准要打些什么菜，以前和母亲住学校时也是去食堂打饭，但那里的菜就那么两三个，根本都不用想，食堂煮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我不想跟着蜗牛似前行的队伍，便扭头去找父亲，去看那新奇的叫“报纸”的东西。父亲正在报箱处埋头看报纸，我跑过去并不看他，也不看报纸，而是绕着三排报箱一个劲儿地傻转。
看看大姐排得靠前了，父亲牵着我走过来，大姐前面还有三个人。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饭票和菜票给大姐，让她决定今天打什么菜，说我们一共五个人，他吃四两，我们每人二两，打三个菜，菜要有荤有素。
从小独立在食堂打过饭的大姐心里有了底。她仔细地看着前面的两三个人是怎样打饭的。轮到她时，她将一只碗递给窗口里打饭的阿姨后说：“一斤二两饭。”饭打好了，从窗口递了出来，她又将进另一只碗递进去说：“要一个冬菜肉丸、一个辣椒炒肉，一个青菜。”阿姨将打好的菜递出来，对大姐说：“饭票一斤二两，菜票三毛。”大姐将事先准备好的饭菜票递了进去，然后拿着两个装满饭菜的碗离开了窗口。
二姐接过装菜的碗，使劲儿地闻着，嘴里还不停地嘟囔：“好香好香。”我踮起脚也想闻闻菜香，二姐把碗放低了让我闻。父亲在一旁说：“别把哈喇子流进去了啊。”我使劲儿地嗅了嗅，觉得很满意，一路说着只有他们几个才能听得懂的家乡话。
母亲将三个菜分别摊在不同的碟子里，将冬菜肉丸捣碎。一个肉丸，捣碎了居然也有满满一碟。
二姐夹了一块辣椒放进嘴里嚼了一下，诧异地说：“这个辣椒母亲将三个菜分别摊在不同的碟子里，将冬菜肉丸捣碎。一个肉丸，捣碎了居然也有满满一碟。盛好饭，大家开始吃饭。怎么一点也不辣？”每个人都夹过一块来尝，确实不辣。
父亲笑着说：“这里不是湖南，这个也不是辣椒，是青椒，就是不辣的。”
大姐说：“刚才闻着就是辣椒炒肉的味，香喷喷的，吃起来却没得一丁点儿味，以后再也不打这个菜了。”父亲取来一瓶辣椒酱，大姐看了高兴地说：“这是奶奶做的，太好了，给我来一勺。”
大肉丸的味道本就不错，再搅拌些辣椒酱，更觉美味。无味的青椒炒肉也被就着辣椒酱一扫而空。一家五口第一次正真意义上的团圆饭就这样在盘空碗净中收场了。大姐收拾碗筷到厨房洗净，放置好。
晚上，大姐和二姐上二楼去睡觉，我和父母暂时挤一张床。他们低声地商量着一些事情，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
十三岁的大姐在老家已读完初二，老家的初中只有两年，她已经初中毕业了，母亲说县里的教育水平肯定比不上这里，她想让大姐跟同龄的孩子一起再从初二读起，问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赞同。二姐在老家读完三年级了，母亲说让二姐在这里直接读四年级，父亲也表示赞同。安排好大姐和二姐上学的事，母亲问父亲：“幺儿怎么办，上幼儿园，每天都要接送，大平这孩子懂事早，她可以接送，但毕竟她也还是个孩子，照顾好自己和小平应该没问题，如果还要照顾幺儿，我觉得还不行。我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不可能天天回来，你又时常要下乡，也不总是在家，这事怎么办？”
父亲说：“这个问题我想过了，这里的幼儿园有全托班，幺儿就放全托吧，周一早上送去，周六晚上接回来，只有周日在家，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母亲说：“有全托班啊，那就上全托，挺好的，就是可怜了这孩子，这么小就要离开家人去过集体生活。”
父亲说：“我都问过了，全天都有老师照顾，每天都有早中晚餐、还有午点和晚点，一日五餐，比我们吃得都好。每天专门有阿姨帮洗澡，洗衣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一点都不可怜的。”
母亲听着不禁笑道：“这么说，我们幺儿还准备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了。”然后又问：“一个月要多少钱啊？”
父亲说：“不贵的，每个月只要9块钱。”
母亲说：“那还行，9块钱，管吃管喝管人。”
我在父母轻言细语的催眠声中睡去，不知他们还聊了多久。
母亲被教育局安排在郊区的石埠中学当老师，上数学课。每天早、晚，各有一班往来市区与石埠的班车在相思湖学院门口经停，接送上下车的乘客。除此之外，到石埠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父亲去探过路，路途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相思湖学院近两年在桂南各地设有几个“社来社去”试点班，帮助当地基层干部提高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社来社去”的意思是从公社来，到公社去。学员是从农村的基层干部中考核选拔出来的，教室就设在当地，学员不到学院本院，而是由学院分期分批选派教师下乡到当地进行教学。父亲就经常下乡到试点班去授课。
第二天，父母亲将昨晚商量的事情跟大姐、二姐说了，她们都表示没意见。
父亲带着我们到学院各处转转。附中、附小是连在一起的，离家不远，几分钟就走到了。大姐、二姐都兴奋地参观了她们即将入学的校园。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参观完了附中、附小，父亲说带我们到幼儿园去看看，去看看我不久要生活的地方。学校我听说过，但我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离开附中、附小，没走多远就来到了一处园子，园门上吊着一把锁，进不去。父亲抱起我，对我说过几天我就要来这里，这里会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玩，问我喜不喜欢。我好奇地东张西望，不知道这里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从幼儿园开学第一天起，大姐就像个小大人一样承担起了我上幼儿园的一切事务。那天一大早，大姐提着一个大包，牵着我的手走进幼儿园。这就是父亲在园门外抱着我看过，说是会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玩耍的地方。没想到父亲说的是真的，但我并不喜欢，这里除了大姐没有一个熟人，而且满园子的大人、小孩嘴里都叽里咕噜的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连大姐也时不时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这不是我想来的地方。一开始我并不害怕，因为有大姐在身边，但我还是想尽快离开。
大姐带我走到一间教室门口，和一个大人在交谈着什么，然后指着她们跟我说这个是小邓老师，那个是陈老师，让我好好在这里跟小朋友们玩，她要去上学了。她的意思是她要抛下我独自一人？我内心充满了悲凉与恐惧，像一只即将被人屠宰的羔羊。
大姐还在跟那个小邓老师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懂，又好像听懂了一些，毕竟，大姐的口音我还是熟悉的，她好像在说我不听话之类的，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孩。
终于还是来到了这一刻，大姐说要走，我迷茫地看了看大姐，又看了看小邓老师，看了看一园子的陌生，伸出小手紧紧地拽住大姐的衣角不让她走。大姐从衣服上拉下我的小手把我交给小邓老师，小邓老师示意她快走。大姐转身走了，身后是我瞬间的嚎啕大哭，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叫着“大姐”却又挣脱不了小邓老师的羁绊。大姐说，这让她想起了八个月大的我“要去啊！要去啊！哎呀！”的哭喊声。她说她那一刻真的想转身回头把我带走，但马上就到上课时间了，她必须得赶到学校去。
我不休不止的哭声终于引发了蝴蝶效应，一大群小朋友跟着我一齐哭起来。我被小邓老师带走了，带到了一间满是床铺的房间。小邓老师虎视眈眈的盯着我，我哭一轮看她一眼，看她一眼又哭一轮，看着看着，我觉得小邓老师好像没有要制服我的意思，因为我看到小邓老师被我制服了，她在哭，边哭边嚷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这句话我能听懂，她不仅哭，还不停地用手拭泪。于是我不哭了，看她哭，渐渐地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哭，定定地看了会儿小邓老师，然后在卧室里四处张望，满屋子都是小床，有些小床的上方还吊着一顶蚊帐。我认得蚊帐，因为家里有。
可能是觉得一个人哭没意思，小邓老师也不哭了，她领着我走回教室。把我带到一个位置上坐下，温和地和我说话，虽然我没听懂，但我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这个位置是我的。然后她端来一碗粥并给了我一个包子让我吃。我没有吃过包子，但我知道那是可以吃的东西。我大概是哭饿了，狠狠地在包子上咬了一口，有点甜，嚼了几下咽了下去，再咬一口，吃到了馅，也是甜的，我看了看包子里面的馅，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只觉得味道还不错，三下五除二就把有馅的地方都吃完了，然后把剩下的包子皮往桌上一扔开始喝粥。小邓老师走过来跟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我听不懂，自顾自地喝粥。小邓老师边说边打着手示，我好像明白了，她是让我把包子吃完。但我不吃，我觉得没了馅，剩下的东西难以下咽。小邓老师无奈地收拾好餐具，将被我丢在桌上的食物一并收走，跟陈老师说了些话后离开了教室。
陈老师开始上课了，她叫几个没在位置上的小朋友坐回位置后开口道：“小朋友们请坐好。”
小朋友们齐齐地说：“我坐好！”
陈老师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乌鸦喝水’。”陈老师绘声绘色地讲着一只乌鸦如何口渴了找水喝，如何找到了水又喝不着，如何将小石子一粒粒衔入瓶子里，然后喝着了水。陈老师注意到，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陈老师讲故事的时候，用的是标准普通话，我也能听懂大部分。但陈老师讲完故事让小朋友回答问题的时候，又用回了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就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出声。后来我知道，陈老师无论是讲故事还是平常说话，说的都是普通话，只不过讲故事时比较标准而平常说话时地方口音比较重而已。
陈老师讲完故事带我们去玩具室玩玩具，玩具室有很多的玩具，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也加入其中玩起来，玩玩具是不需要语言沟通的。我有时候骑木马，有时候滑滑梯，有时候也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跷跷板。看我玩得起劲，陈老师和小邓老师边说话边对着我笑，但她们说的话我还是听不懂，无所谓，我一言不发地玩得起劲。
午饭时间到了，我乖乖地坐在位置上，看小朋友们一个一个去老师那里领饭，我也跟着去，然后端着饭菜回到自己的位置坐好。我大大方方地把碗里的唯数不多的肥肉一点点地用勺子挑出来丢在桌上，小邓老师又过来了，又和我说了话。我看看她，以为她是来监督我吃饭的，我就大口大口地吃饭，很快就把饭吃完了，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得意地将碗伸给她看，以为会得到一个象征着了不起的大拇哥。但是，小邓老师看看我，看看陈老师，不知陈老师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并没有给我什么大拇哥，而是起身走到其他小朋友身边去了。
一天下来，我不记得玩了多少种游戏和玩具，一共吃了多少餐，在不停地吃了玩，玩了吃之后，小邓老师把我和另外三个小朋友带到了另一间房，把我们交给了另一位老师，告诉我们说她是满老师。后来我知道，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全托的孩子。
洗澡的场面很是欢乐，大一些的孩子跟满老师都熟，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趁满老师不注意往满老师身上浇水，当然，我也偷偷地往满老师身上浇了水。淘气，谁不会呢。满老师也不生气，还笑个不停，我们一共十二个孩子，来自大、中、小三个班，流水线似地帮十二个孩子洗完澡，满老师也成了水人。
幼儿园里有一个神秘的宋阿姨，很多小朋友都没有见过她，但我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见到她了，她帮我们洗衣服，帮我们送晚点，她跟我有一个共同点，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我知道宋阿姨这个人是因为父亲在我上幼儿园之前跟我说过，他说宋阿姨是个苦命的人，在一场运动中疯了，听不得枪声，哪怕是随口说出的“砰砰”声都不行，她听到这样的声音会捂着耳朵四处躲避。父亲让我不要刺激她，说她是个好人，说她洗的衣服非常干净。
我看到宋阿姨一把抱起我们的衣服走了，一句话也没说。满老师把我们带进玩具房，让我们在这里玩个够。白天，这些玩具属于全园的小朋友们，各种争抢不时出现，现在，这么多的玩具，只属于我们十二个小朋友。满老师找了张凳子坐下，看我们玩。我正骑在木马上前仰后合地摇着。她走近我，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只管笑嘻嘻地看着她，一声不吭，只是兴奋地不停地前仰后合地摇着木马。满老师像是想起了什么，她摸了摸我的小脑袋又退回凳子上坐了下来，继续看这一屋子的热闹。
玩了很久，天黑了，我们跟着满老师到了另一间房，十二张小凳子围成一圈，一个小朋友一个座，满老师坐在一张大凳子上，开始讲故事。我记得，我是很认真听的，因为满老师讲故事的时候，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讲的，我能听懂。那时候，我不仅是在认真地听故事，更是在努力地学说普通话。满老师有一肚子的故事，每天晚上都讲给我们听，有时候是新故事，有时候是听过的故事。我似乎更爱听听过的故事，满老师一边讲，我也一边在心里默默地重复，几乎都能跟上满老师的速度了。每次听完故事之后，宋阿姨就会送来好吃的。吃完后满老师就和我们玩游戏，一般都是“丢手娟”、“击鼓传花”，玩得最多的是满老师扮成大灰狼来敲门，试试“小兔子们”的警惕性。我们在游戏中学会了很多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