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1]（刚才与我谈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就闯进了伙房。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出去上工的平常日子里，有一个严厉的长官随时会到监狱里来，一个管理苦役犯的士官守在监狱里寸步不离；还有警卫队，有残疾军人——总之，在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之下，一名醉酒的囚犯的出现，把我心里初步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所有见解都彻底打乱了。我在狱中度过相当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弄清了我在入狱初期感到困惑莫解的种种现象。

我已经说过了，囚犯都有各自的活计，而这份活计乃是苦役生活中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还十分贪恋钱财，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几乎可以与自由相提并论，只要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已经得到了安慰。相反，要是没有钱，他就会沮丧、忧伤、心绪不宁、情绪低落，于是他就去偷窃，凡是能占为己有的，什么都要。不过，尽管钱在监狱里那么珍贵，有钱的幸运儿却从来不把钱储存起来。首先，钱很难保存，不是被偷就是被没收。如果少校在突击搜查时发现了钱，便立即予以没收。也许他会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囚犯的伙食；至少钱是交给他的。不过这些钱往往会被人偷走：没有人是靠得住的。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子，可以绝对安全地把钱保存起来。就是把钱交给一位年老的旧教徒保管，他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某些街区[2]，原是韦特卡城的居民……关于这位老者，我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这位老者年约六十，身材矮小，白发苍苍。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大为惊讶。他和其他囚犯是那么不同：他的眼神十分平静而安详，记得我曾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看着他的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眼角边布满了细细的鱼尾纹。我时常和他交谈，生平很少见到他这样善良、温厚的人。他是因为一桩重罪而入狱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之间出现了皈依东正教的倾向。政府大为嘉奖，开始竭尽全力对其他旧教徒加强转化工作。老人和其他宗教狂一起，如他所说，决定“保卫信仰”。皈一派教堂动工建造了，他们却将它付之一炬。老人作为主谋之一，被流放服苦役。他是做生意的富裕市民；家中留有妻子儿女；但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流放之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在“为信仰而受难”。与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您不禁会自问：这个孩子般温和、恭顺的人怎么会参与骚乱呢？我有几次同他谈起“信仰”。他在涉及自己的信念时是毫不妥协的；但是在他的反驳里，从未有过丝毫的怨恨和敌意。然而他却焚毁教堂，而且供认不讳。显然，他按照自己的信念，把自己的行为和为此而遭受的“磨难”看作光荣的业绩了。但是无论我怎样审视他，怎样研究他，却从来看不出他有任何爱慕虚荣和高傲的迹象。我们监狱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旧教徒，大多是西伯利亚人。这些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是狡猾的庄稼汉，熟读经卷、死抠字眼的旧教徒和自以为是的雄辩家；他们傲慢、无畏、狡诈而又极端偏执。老人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熟读经卷方面也许比他们还更胜一筹，但总是回避争论。他性喜交际。愉快开朗，笑口常开——不是囚犯的那种粗鄙、猥亵的笑，而是开朗、安详的笑，其中含有很多孩子般的稚气，这笑容不知怎么与他的白发特别相称。也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可以根据笑声去了解一个人，初次相逢，倘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那么您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好人。老人博得了全监狱的普遍的尊敬，却并不以此自夸。囚犯们叫他老爷爷，从来不惹他生气。我多少明白了，他对自己同一教派的信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不过，尽管他在服苦役时表面上显得很坚强，他的内心却隐藏着无法排解的深深的哀伤，只是竭力加以掩饰而已。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牢房里。有一次，我在深夜两点多钟醒来，听到一阵压抑的低低的啜泣声。老人坐在俄式火炉上按照自己的手稿祈祷（在他之前，那个读《圣经》入迷、想杀死少校的囚犯也是夜夜在那里祈祷）。他在哭，我听到他不时地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使我坚强起来吧！我年幼的孩子们哪，我亲爱的孩子们哪，我们永无相见之日了！”我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悲伤。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渐渐地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人人都是贼，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深信不疑，这位老者是决不会偷盗的。不知道他把交到他手里的钱藏到了哪里，但一定是谁也无法找到的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后来他向我和一些波兰人揭示了自己的秘密。一根立柱上有一个节子，似乎与树木牢牢地长在一起。但他把树木上的这个节子取下，于是露出一个很大的树窟窿。老爷爷把钱藏到里面，再把节子摁上，这样就永远也没有人能找到它啦。

不过我扯远了。我刚才说到，为什么囚犯的口袋里存不住钱，不过，除了存钱难之外，监狱里还有太多的苦恼；囚犯就其天性而言，是那样渴望自由，最后，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又是那样轻佻而散漫，因而很自然地会突然产生一种“豁出去”的冲动，于是挥金如土，酗酒狂欢，人声鼎沸，还有乐队演奏，但求能片刻忘却自己内心的苦闷。看着不免奇怪，他们有的人会一连几个月埋头苦干，仅仅为了在某一天能把全部积蓄花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在新一轮纵酒狂欢之前苦干几个月。其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添置新衣，而且一定要便服式的：那种黑色非制式的长裤、紧腰大衣和俄式的束腰呢上衣。花布衬衫和带铜搭扣的皮腰带也很时兴。每逢节日都要打扮一番，打扮好了，往往会走遍各个牢房，满世界去招摇。衣着光鲜的人的得意啊，简直像孩子一样：囚犯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彻头彻尾的孩子。确实，那些好衣裳不知怎么，突然就会从主人那里消失了，有时当晚就被拿去抵押掉或贱卖了。不过，饮酒作乐是逐步展开的。这种活动通常选在节日或本人的命名日。过命名日的囚犯一大早就起床，在圣像前点上一支蜡烛，做了祷告；然后穿戴整齐，为自己订一份午餐。买了牛肉、鱼，包了西伯利亚饺子；他狼吞虎咽，几乎总是独自享用，很少邀请难友来分享自己的美味佳肴。然后还会上酒：喝得烂醉如泥的寿翁一定会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摇摇晃晃，跌跌绊绊，要向大家表示，他“喝醉了”，在“溜达”呢，想以此赢得大家的敬重。在俄国民间到处都对醉汉怀有某种同情；监狱中对嗜酒贪杯者甚至会肃然起敬。在狱中尽情狂饮自有一种老爷派头。他高兴起来，一定会雇人演奏乐曲。监狱里有一个逃兵小波兰人，是个讨厌的小家伙，但是他会拉小提琴，而且随身带着乐器——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什么手艺，只能受雇于人，去给饮酒作乐的人们演奏快乐的舞曲。他的职责是寸步不离地跟随醉醺醺的雇主去一个又一个牢房，吱吱嘎嘎地使劲拉着小提琴。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郁闷、忧伤。可是一声吆喝：“拉呀，你收了钱的！”又迫使他不停地拉呀、拉呀。一个囚犯在开怀畅饮时就确信，要是他喝得酩酊大醉，别人一定会来照料他，及时安排他睡下，在长官出现前总是会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样做完全是无私的。至于维持监狱秩序的士官和残疾军人，也可以完全放心：醉汉是不会惹出什么乱子的。整个牢房都在监视着他。即使醉汉大吵大闹，其他人也会立即把他制服，甚至干脆把他捆起来。所以下级管理人员对酗酒是视若无睹的，再说，他们也不想干预。他们很清楚，不许喝酒情况会更糟糕。不过这酒是从哪里搞来的呢？

在监狱里就能在所谓的酒贩子那里买到酒。酒贩子有好几个，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顺利，而且在持续不断地做，不过喝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是不多，因为饮酒作乐要花钱，而囚犯们的钱是来之不易的。生意的开张、进行和收场，其方式是相当奇特的。比方说，有的囚犯不会手艺也不爱劳动（这样的人是有的），可是他很想搞到钱，又是个急性子，但愿能赶快发财。他有点儿启动的钱，于是决定贩酒卖：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勇敢的决定。干这种勾当可能要付出皮肉之苦作代价，而且货物和金钱会立即被完全没收。但酒贩子知难而上。起初他的钱不多，因此第一次他只能自己把酒带进监狱，当然，这样做买卖很有赚头。他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不落到管理人员手里，很快就能赚大钱了，只有到这时才能初具规模，名副其实地做生意：他成了老板、资本家，雇用了代理人和助手，他冒的风险小多了，赚的钱却越来越多。替他担风险的是他的那些助手。

监狱里总有很多人挥霍、赌博、酗酒，弄得一文不名，这些人不会手艺，是衣衫褴褛的可怜虫，但在某种程度上赋有勇敢果决的精神。他们只有一种完好无损的资本了，那就是挨鞭子的脊梁，它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用得着的，于是这个挥霍一空的酒徒就决定把这最后的一笔资本投入周转。他去见一位老板，受雇于他，替他把酒带进监狱；富有的酒贩子都有好几个这样的雇员。监狱外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人——一名士兵，一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一个少女，——为了相对而言颇为丰厚的奖赏而在酒店里用老板的钱买酒，再把酒藏在囚犯们去干活的某个偏僻的地方。供货商几乎总要先品尝一下伏特加的口味，然后毫无人性地往里面掺水，补足分量；要不要随你，反正囚犯是不会太挑剔的：行，钱总算没有白扔，伏特加也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不管怎样，总算是伏特加啊。监狱里的酒贩子预先向供货商指定的取酒人会来找这个供货商，他随身带着牛肠子。牛肠子先要洗干净，然后灌满水，保持原有的湿度和韧性，以便以后用来盛酒。那些牛肠子灌满了酒，囚犯就把它们挂在自身的四周，尽可能放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言而喻，这时会充分表现出走私犯的机灵和小偷的狡黠。他是名誉扫地的人了；他不得不去蒙骗押送兵和警卫。他是能蒙骗他们的：遇到精明的偷儿，押送兵有时就像个新手一样，总是会看走眼。当然，对这个押送兵要预先研究一番；此外还要考虑到劳动的时间和地点。例如，一个囚犯是砌炉匠，他爬到了炉子上：谁能看到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押送兵总不能也跟着爬上去啊。在走近监狱的时候，他把一枚硬币——一枚十五或二十戈比的银币拿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在大门口等着上等兵。警卫队的这名上等兵对下工回来的每一个囚犯都要围着打量一下，还要在他身上摸摸，这才给他打开监狱的门。带酒的犯人通常总是希望他不好意思过于仔细地触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狡猾的上等兵有时也会把手伸到这些部位，而且摸到了酒。这时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犯瞒着押送兵把手里攥着的一枚硬币悄悄地塞到上等兵的手里。有时他由于使了这一招而得以顺利通过，也就把酒带进了监狱。可是这一招有时不灵，那就不得不拿自己的最后一笔资本——他的脊梁来结账了。少校得到了报告，囚犯的“资本”挨了鞭子，而且抽得很痛，酒被充公，走私犯把一切都一肩扛着，没有出卖老板，但不要忘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告密可耻，而只是因为告密对他没有好处：他反正还是要挨鞭子的；能聊以自慰的只不过是有人陪他一起挨鞭子而已。但他今后还是需要老板的啊，不过，按照习惯和预先的约定，走私犯不会因为脊背挨了鞭子而得到老板的分文补偿。至于告密，一般地说，那是很盛行的。在监狱里告密者不会受到一点屈辱；对他表示愤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并不疏远他，反而和他攀交情，因此假如您在监狱里数说告密者的种种卑劣行径，那么人们对您会完全无法理解。我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的那个贵族出身的卑劣、堕落的囚犯，与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给他当密探，而费季卡就把他探听到的囚犯们的情况转告少校。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从来就连想也不曾想过，要对这个坏蛋进行惩罚或哪怕是加以指责。

不过我离题了。当然，酒有时也能顺利地带进来；于是老板收下带给他的盛酒的牛肠子，支付了货款，便开始算账。算下来，酒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因而为了增加利润，他再次把酒分开装，重新掺水，差不多要掺上一半水，这样准备妥当后，就等着买家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买家来了：这是一个囚犯，他像警戒线里的老犍牛一样苦干了几个月，积攒了一点钱，为的就是要在早已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喝光。这个日子早在它到来之前很久，就出现在这可怜的劳动者的梦里了，这个日子在他的梦里，也在他劳动时的幸福幻想中以其迷人的魅力使他在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撑。最后，东方露出朝霞；钱攒够了，没有被没收，也没有被偷走，于是他带着钱去找酒贩子。酒贩子起先尽可能拿纯酒给他，也就是只掺过两回水的酒；不过，瓶子里的酒越喝越少，便随时兑水补充喝掉的部分。喝一碗酒比在酒店里要多付五六倍的钱。可以想象，要喝多少碗这样的酒，要花掉多少酒钱，才能求得一醉啊！可是由于不习惯饮酒了，也由于早就在控制喝酒，囚犯很快就有了醉意，通常他会继续喝下去，直到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那时什么新鲜事儿都有：酒贩子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起初拿到他这里来的抵押品是新购置的私人物品，然后是一些破烂货，最后就是公家财物了。连最后的破烂都喝光以后，醉汉躺下睡觉了，第二天醒来，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徒劳地请求酒贩子让他再喝一口解解酒。他忧伤地忍受着沉痛的心情，当天就重新投入工作，又埋头苦干几个月，幻想着那逝去的幸福的尽情畅饮的日子，接着渐渐振作起来，等待着另一个同样的日子，这一天还远着呢，但它终究会自行到来的。

至于酒贩子，终于赚到了几十卢布的巨款，他最后一次准备了酒，不再掺水了，因为这酒是给自己享用的；生意不做啦：也该是自己享受一下的时候了！纵酒狂欢的场面开始了，喝呀，吃呀，还有音乐助兴。大把地花钱；连那些顶头上司，监狱的下级管理人员也受到了款待。纵酒狂欢的场面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当然，准备的酒很快就喝光了；于是这个浪子便去找其他的酒贩子，他们已经在等着他啦，他接着喝，不把最后一枚硬币喝掉是绝不罢休的。不论囚犯们怎样保护这个醉汉，他有时还是会被长官，如少校或警卫队军官撞见。他被带到警卫室，钱被抄没，如果在他身上还能找到钱的话，最后抽了他一顿鞭子。他抖擞精神回到监狱，几天后又干起了酒贩子的行当。有些贪图享乐的犯人，当然，是那些有钱的，还想着女人。他们有时花大钱扔下活儿，偷偷地从城堡溜到郊外的什么地方，由一个被收买的押送兵押送着。在那里，在城市边沿地带的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正设酒宴招待全世界，果真是挥金如土。人们为了钱就不嫌弃囚犯了；押送兵要早些挑选，需要了解情况的人。不用说，这些押送兵自己就是未来入狱的候选人。不过，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这样的出游几乎会成为永久的秘密。应当补充一点，这种情况是罕有的；要花很多的钱才行，因而喜欢女人的人会采取其他安全可靠的办法。

早在我入狱的初期，一个美貌的少年囚犯就激起了我特殊的好奇心。他名叫西罗特金。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首先，他那俊美的容貌使我大为惊讶；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三岁。他被关在单人囚室，即终身监禁，因而被认为是军事要犯之一。他文静、温和，话不多，很少有笑容。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容貌端正，一张小脸洁净、细嫩，头发是淡黄色的。甚至剃了半边的脑袋也不大能丑化他：他就是这么一个惹人怜爱的男孩子。他什么手艺也不会，不过赚的钱虽然不多，却时常有进账。很明显，他又懒又邋遢。也许有人在关心他的衣着，有时还给他穿上红衬衫，看来他很喜欢这件新衣服：他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显摆自己。他不喝酒，不赌博，几乎从不和人争吵。有时他在牢房外面散步，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情温和，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呢，简直难以想象。有时你喊他一声，出于好奇问点儿什么，他便立即回答，而且彬彬有礼，不像是个囚犯，不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洁，不爱多说话；就像个十岁的孩子似的望着您。他有了钱，——却不买必需品，不把短外衣送去修补，而是买面包圈、馅饼吃——活脱儿一个七岁的娃娃。“唉，你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好可怜的孤儿啊！”工余时间他常在别的牢房里闲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干活，只有他无所事事。要是有人对他说些什么，几乎总是带着嘲讽的意味（人们对他和他的伙伴时常暗暗发笑）——他一言不发，转身又到别的牢房去了；有的时候，要是对他嘲笑得太过分，他的脸上便会泛起红晕。我常想：这样温顺、和善的人怎么会蹲监狱呢？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犯人病房。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傍晚我和他在起劲地聊天；他一时兴起，顺便对我讲起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母亲怎样哭着送他入伍，他在新兵中的日子多么难熬。他补充说，新兵的生活实在使他无法忍受：因为那里的人都那么暴躁、严厉，长官们几乎总是对他有所不满……

“后来呢？”我问，“你怎么会来到这种地方呢？而且还被关在单人囚室……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可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军营里一共只待了一年；而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杀了我的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我听说了，西罗特金，可我不信。是呀，你怎么会杀人呢？”

“事实如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真是太难受了。”

“其他的新兵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当然初期很艰苦，后来就渐渐习惯了，眼看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你呀，也许是妈妈把你宠坏了；她是用馅饼和牛奶把你喂到了十八岁。”

“妈妈的确是很爱我的呢，先生。我去参军以后，她就病倒了，是的，听说就此一病不起……在当新兵的后期我感到很痛苦啊……连长不喜欢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是为什么呢，先生？我服从所有的人，生活上循规蹈矩；我滴酒不沾，不偷不拿；说实在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手脚不干净，那是很不好的。四周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啊。偶尔躲到某个角落里，站在那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有一次我执行警卫任务。这是在夜里；我被派到禁闭室的枪架旁站岗。有风：那是在秋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么郁闷啊，我感到郁闷极了！我把枪靠在脚边，卸下刺刀放在一旁；脱下右脚的靴子，拿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胸部抵在枪口上，再用大脚趾触动扳机。我一看——瞎火！我检查枪支，擦净起爆管，用上打火石，重新装上火药，又拿枪抵住胸口。您猜怎么着，先生？只见火药一闪，子弹却没有出膛！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立刻套上靴子，装上刺刀，默默地踱步。这时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干到底，我豁出去了，非离开新兵的这种生活不可！半小时后，连长骑马来了；这是对岗哨的一次主要的巡查。他直冲着我说：‘难道是这样站岗的吗？’我端起枪就用刺刀捅他，一直捅到枪口。我挨了四千棒，就来到了这里的单人囚室……”

他没有说谎。可是为什么要把他关在单人囚室里呢？对普通罪行的惩罚要轻得多啊。不过，西罗特金在他那一伙犯人中是唯一的小美男子。至于其余像他这样的犯人，在我们这里大约还有十五个，看着他们简直感到奇怪；只有两三个人的脸蛋还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蠢头蠢脑，丑陋而邋遢；有些人甚至长了满头白发。如果条件允许，有一天我会更详细地讲讲这一伙中的所有的人。西罗特金却与卡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开始写这一章，顺便提到他醉醺醺地闯进伙房，这打乱了我最初对监狱生活的见解。

这个卡津是令人恐惧的家伙。他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可怕的惊恐不安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比他更凶狠、更骇人听闻的人了。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以其暴行而臭名远扬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见到过受审的囚犯索科洛夫，他是一个逃兵和可怕的杀人犯。但是他们谁也不曾给我留下比卡津更可恶的印象。我有时觉得，我在自己面前看到的是有一人高的硕大无朋的蜘蛛。他是鞑靼人；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走路有点儿佝偻，皱着眉头看人。监狱里流传着关于他的离奇的传闻：都知道他原是军人；但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也有人说，他从前喜欢切割小孩子的肌体，纯粹为了取乐：他把孩子带到一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恫吓他，折磨他，等到把这个小牺牲品的恐惧和战栗欣赏够了，便平静、缓慢、自得其乐地切割他。这些也许都不过是人们根据卡津给人留下的那种总的阴森印象所捏造出来的，然而这全部虚构似乎对他很合适，与他很相称。不过，在平常没有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行为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很平静，从不与人争吵，这仿佛是出于对别人的藐视，仿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的话不多，似乎故意落落寡合。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慢条斯理、安详而又充满自信。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相当聪明，而且非常狡诈；但在他的面容和眼神中永远有一种傲然嘲弄和冷酷的神气。他做卖酒的生意，是最富有的酒贩子之一。但他每年有一两次会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天性中的兽性便会暴露无遗。他是逐渐醉倒的，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囚犯们知道他力气惊人，都四散逃开，躲了起来；他见人就扑过去。但大家很快就找到了治他的法子。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好几年都是这样。人们终于发觉，卡津开始服输了。他抱怨身上多处有伤病，明显地蔫了，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总算是服输了！”囚犯们暗自说道。

他在那个带着小提琴的可恶的小波兰人的陪伴下闯进了伙房，这个小波兰人时常受雇于饮酒作乐的人们奏乐凑趣。卡津站在伙房中央，默默地凝神环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了。最后，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凶狠而嘲弄地看了看我们，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仿佛在暗自琢磨着什么，于是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们凭什么收入能在这里品茶？”

我和我的同伴互相使了个眼色，明白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去答理他。一言不合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么说，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喽？”他继续盘问道，“这么说，你们的钱很多哇，啊？难道你们进监狱就是要来品茶的？你们是来品茶的吗？你们倒是说话呀，该死的东西！……”

可是看到我们决心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他气得发抖，脸色血红。在他身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大木盘（托盘），为囚犯们供应午饭或晚饭而切好的面包全都堆放在里面。它是那么巨大，装得下监狱里半数囚犯食用的面包。此刻是空着的。他双手抓住它，突然举到我们的头顶上。顷刻之间他就会砸烂我们的脑袋。尽管杀人或企图杀人会给整个监狱招来大麻烦：开始侦查、盘问、加强管理，因此囚犯们都竭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共同的绝境——尽管如此，现在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们说一句话！没有人向卡津呵斥一声！——他们对我们的憎恨竟如此强烈！看来他们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而高兴……幸而结局是圆满的：就在他要把木盘砸下来的瞬间，有人在穿堂里大叫：

“卡津！有人偷酒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摔在地下，像疯子一样从伙房里冲了出去。

“嘿，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在彼此之间这样议论，此后很久他们还在这样说。

我后来也没有搞清楚，这有人偷酒的消息是真事儿还是为了救我们而临时瞎编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3]，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

[1] 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在1846年被判处10年苦役。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曾提到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间的《作家日记》。

[2] 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市的旧教徒街区。18世纪，旧教徒为躲避政府的迫害，从索日河的韦特卡城迁徙至此。

[3] 将圆形化为等积的方形，一个不可解的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