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最后的一次点名开始。这次点名以后牢房就要上锁了，每一把锁都是专用的，于是囚犯们被反锁在里面直至天明。

点名是由一名士官和两名士兵进行的。为此有时让囚犯们在院子里列队，来的还有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不过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以家常的方式进行的：就在牢房里点名。现在就是这样。那些点名的人常常会记错、算错，他们走了，又会再回来。最后可怜的卫兵们算出了预期的数字，便将牢房锁上。牢房里住着近三十名囚犯，都挤在木板通铺上。睡觉还太早。看来人人都得找点儿事情干才行。

留在牢房里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残疾军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每间牢房还有一名囚犯当室长，是少校教官亲自指定的，当然是因为他操行良好。不过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室长自己干坏事时被捉住；于是他受到鞭挞，立刻被撤职，由别人来取代他。我们牢房的室长竟然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时常会对囚犯们呵斥几句。囚犯们通常是报以嘲讽。残疾军人比他聪明，对什么都不加干预，要是他偶尔动动嘴皮子，也不过是出于礼貌，求得心安而已。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缝制靴子。囚犯们对他几乎是毫不理会。

这是我开始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从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我深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结论是：所有的非囚犯，不管是谁，从那些与囚犯们有直接关系的押送兵和卫兵，到所有与苦役犯生活多少打过交道的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囚犯抱有过于夸张的看法。他们仿佛随时都在不安地等待，囚犯会突然拿刀扑向他们中的某个人。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人是畏惧他们的，而这似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实对囚犯们来说，最好的长官往往正是那个不怕他们的长官。而且总的说来，尽管胆大妄为，囚犯们自己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时候才会特别愉快。这种信任甚至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在我入狱期间，虽然非常罕见，但有的长官曾不带卫兵就顺便走进监狱。应当看到，这使囚犯多么惊讶啊，而这是善意的惊讶。这样无所畏惧的来访者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本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有他在场也就不会发生了。凡是有囚犯的地方，就会有囚犯所引起的恐惧，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种恐惧究竟是因何而起。当然，这是有某种缘由的，首先就是被公认为匪徒的囚犯的那种外表；此外，任何人在走近苦役犯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群人聚集在这里并非出于自愿，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可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尸走肉：他仍然有感情，有报复和求生的渴望，有欲望和获得满足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囚犯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那么急促地拿刀扑向另一个人的。总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可能性偶尔会成为现实，而这类不幸事件既然如此罕有，那就可以干脆得出结论，危险是微不足道的。不言而喻，我现在讲的只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很高兴终于来到了监狱（新的生活有时竟那么美好！），因而很想平静、安宁地活下去；不但如此，对其中的一些实在不安分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加以约束，不让他们太放肆。每一名苦役犯不论他多么胆大妄为，在服苦役期间总是有所忌惮的。至于候审的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犯人的确会无缘无故地随便攻击别人，唯一的原因是，比如说，明天他要受到惩罚了；如果挑起新的事端，那么惩罚自然也就会推迟。这种攻击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得越快越好。在这方面，我甚至了解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奇特事例。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军事类的囚犯，是一名士兵，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依法入狱服刑两年，是个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家伙。一般地说，兼有吹牛和胆小这两种特点的俄军士兵为数极少。我们的士兵看样子总是忙得很，就是想吹牛也没有时间。不过，要是他爱吹牛，那么他就几乎一定是懒汉和胆小鬼。杜托夫（该囚犯的姓）终于服刑期满，出狱回到正规部队。可是像他这样被送进监狱改造的人，在大牢里已经散漫惯了，所以通常他们在外面只待上两三个星期，就又会受到法庭审判，重新回到监狱，不过已经不是服刑两三年，而是属于“长期服刑”的一类，要服刑十五或二十年。事情的经过正是这样。出狱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杜托夫撬锁行窃；除此之外，还出言不逊，无理取闹。他被送交法庭审判，决定予以严惩。他对眼前要受到的惩罚吓得要命、怕得要死，这个怪可怜的胆小鬼在他要通过队列挨树条抽打的前一天竟持刀直扑走进囚室的警卫队军官。当然，他很清楚，这种行为将格外加重对他的判决，并大大增加服苦役的期限。而他的用意恰恰在于，要把惩罚的可怕时刻哪怕推迟几天、几小时也好！这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持刀扑上去后，甚至不敢伤及军官，一切都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犯罪事实，因而又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面对惩罚的那一刻，对受刑者来说当然是很可怕的，我曾在几年内见到不少候审的囚犯，第二天就是他们注定不祥的日子。我时常生病，卧病期间往往会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遇见他们。全俄国的所有囚犯都知道，最同情他们的是医生。他们对囚犯从来都一视同仁，而其他的人几乎全都不知不觉地厚此薄彼，也许只有普通的民众例外。民众从来不因为囚犯的罪行而责备他，不管是多么骇人的罪行，而且因为他受到了惩罚乃至因为他的不幸而宽恕他的一切。难怪俄国的全体民众都把犯罪叫作不幸，而把罪犯叫作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修饰语。这个修饰语还因为是无意识地、本能地说出来而特别值得注意。至于医生，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囚犯们真正的避风港，特别是对那些候审犯而言，这些人的处境比已经判决的犯人更难以忍受……而一个候审犯大致计算一下那个痛苦的日子到来的期限，往往会逃进医院，希望把痛苦的时刻多少推迟一些。等到出院回监狱，几乎能准确地知道，第二天就是注定不祥的日子，这时他几乎总是焦躁不安。有些人由于自尊而竭力掩饰自己的心情。但笨拙的、假装出来的无所畏惧是瞒不过同伴们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不说穿。我认识一个囚犯，年纪很轻的杀人凶手，是一名士兵，判处棒责，规定打满多少棒。他胆怯极了，在惩罚的前夜决定喝一壶盖酒，预先将鼻烟浸在里面。顺便说一下，在受刑前候审犯身边总会有酒。早在到期之前很久就把酒带进来了，是花大价钱搞到的，候审犯大约要省吃俭用半年，才能攒够必要的钱，买四分之一俄升酒，以便在受刑前一刻钟把酒喝下。囚犯之间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醉汉在鞭挞或棒责时不会那样痛。不过我离题了。可怜的小伙子喝完自己的一壶盖酒，实际上立刻就发病了；他开始吐血，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已失去知觉。吐血使他的胸腔严重受损，几天后发现他有了真正的肺痨的症候，半年后病死。为他治疗肺痨的几位医生都不知道此病因何而起。

不过，在讲述犯人受刑前常会胆怯的同时，我应该补充一句，其中有些人，恰恰相反，以其非凡的无畏精神使观者为之讶异。我记得几个事例，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达到了某种无动于衷的程度，而且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我特别记得和一个可怕的罪犯的相会。在一个夏天，犯人病房里纷纷传说，傍晚要惩罚著名的大盗奥尔洛夫，一名逃兵，受刑后要送到病房来。卧病的囚犯们在等待奥尔洛夫时确信，他一定会受到残酷的惩处。所有的人都有些激动，我承认，我也极其好奇地期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现身。我早已听说了他的奇事。这是一个少有的恶徒，曾漠然无动于衷地杀害老人和孩子——这个人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力量。他受到多起凶杀案的指控，被判处列队棒责。他是晚上被送来的。病房里已经很暗，点起了几支蜡烛。奥尔洛夫几乎失去了知觉，脸色煞白，一头浓密、蓬乱、漆黑的头发。他的背部全肿了，一片血迹斑斑的青紫色。囚犯们通宵服侍他，为他换水、翻身、喂药，仿佛是在服侍骨肉至亲，服侍自己的一位恩人。第二天他就完全清醒了，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我大为惊讶：他来到医院时是受尽折磨、极度虚弱的啊。他一下子挨了为他规定的棒数的整整一半。医生注意到，再继续动刑，犯人必死无疑。这才立刻加以制止。何况奥尔洛夫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又因为长期关押、审讯而心力交瘁。谁偶然遇到候审的囚犯，想必都久久难忘他们那疲态毕现、消瘦苍白的脸和慌乱的目光。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却能迅速恢复。显然，他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效地增强了他的体质。的确，他并非平庸之辈。我出于好奇对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整整一个星期都在研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生平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具有铁一般刚强性格的人。我在托博尔斯克曾见到过这种名人，一个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一头野兽。您站在他身旁，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就本能地预感到，您身边有一个恐怖的怪物。但是他在精神上的愚钝却使我万分惊讶。肉欲控制了他的一切精神特性。您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脸上只剩下了对肉体享乐的兽性渴望：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我深信，科列涅夫（那个强盗的姓氏）在面对惩罚的时候甚至会神情沮丧，怕得发抖，尽管他在杀人时甚至不会皱一皱眉头。奥尔洛夫与他完全相反。那是对肉欲的彻底胜利。显然，这个人的自控能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惩罚，在世界上无所畏惧。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顺便说一句，他那古怪的高傲使我大吃一惊。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傲视一切，但决不装腔作势，而是就这样，显得十分自然。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仅凭权势来左右他。不知怎么，他看待一切都出人意料地平静，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惊讶似的。他虽然明知囚犯们都对他怀有敬意，但是在他们面前却一点儿也不炫耀自己。然而虚荣和傲慢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所有囚犯所特有的。他是相当聪明而又异常坦白的人，但决不饶舌。对我的问题他坦率地回答说，他在等待康复，尽快养好余下的棒伤，又说在惩罚前他本来很怕挨不过去。“现在嘛，”他对我眨眨眼接着说道，“案子结束了。挨过剩下的棒责，立刻就要和一批犯人被送往涅尔琴斯克，而我要在半路上逃跑！一定逃跑！但愿背伤能赶快愈合！”这五天里他一直在急切地等候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出院。在等候期间他有时很爱笑，很快乐。我曾试图和他谈谈他的奇异经历。听我这样问长问短，他微微皱眉，但总是坦率地回答。等到他终于明白，我是想探究他的良知，想在他的内心看到哪怕任何一点悔恨的情绪，这时他那么蔑视而傲慢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在他的眼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像对大人一样跟我谈论。他的脸上甚至流露了一种怜悯我的神气。片刻后他朝我哈哈大笑，这是非常善意的笑声，毫无嘲讽的意思，我相信，在他独处时想起我说过的话，也许还会一再地发出笑声。他终于出院了，背伤还没有完全愈合；我也是在这一次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我们恰好同时出院：我回监狱，他回监狱旁的禁闭室，他本来就是关押在那里。分别时他握握我的手，从他那方面说，这是高度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与我握手是因为他对自己和眼下的情况深感满意。其实他不可能不蔑视我，而且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驯服、软弱、可怜，在各方面都比他低下的人。第二天他就被押送出去再次接受棒责。

我们的牢房在上锁后突然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真正的寓所、家园的面貌。只有现在我才能看到囚犯们，我的那些难友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那些士官、卫兵和一般管理人员随时都可能来到监狱，因而所有蹲监狱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异样，仿佛没有完全安下心来，仿佛随时在等着有什么事发生，有些心绪不宁。但只要牢房一锁上，大家立刻安心地在各自的地方安顿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种手工活。牢房里突然亮堂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自己的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头做的。有的坐下缝制靴子，有的缝一件什么衣裳。牢房里恶臭的空气越来越刺鼻。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蹲在角落里围着铺开的地毯打牌。几乎每间牢房都有这么一个囚犯，他备有一俄尺长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沾满污垢的油乎乎的扑克牌。这一切统称为秘密赌场。赌场的主人向赌徒抽头，十五戈比一夜，他就靠这个赚钱。玩牌的通常是打“三张”、“小丘”等等。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以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赌博深夜才结束，有时会持续到天亮，直到牢房开门的那个瞬间。我们的房间和监狱里所有的其他牢房一样，永远会有输光、喝光的赤贫者，或者干脆就是天生的赤贫者。我说的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说法。的确，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我发现，这样的人不仅民间有，而且一切社会、阶层、党派、杂志社、社团也都有。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间牢房、每座监狱，只要有人聚赌，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伺候。总之，聚赌没有仆役是不行的。通常是赌徒们打伙儿雇用他，一个通宵付给他五个银戈比，他的首要责任是通宵放哨。主要是有六七个小时要在黑暗中，在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挨冻，倾听每一种响动、每一个打铃声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教官或警卫队的士兵们有时深夜出现在监狱里，静悄悄地进来，当场把赌钱的、干活的逮个正着，还有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的尚未燃尽的蜡烛。至少当穿堂里通往院子的门上猛然响起开锁声的时候，要想躲藏，吹灭蜡烛，躺到通铺上去，为时已晚。不过，由于此后秘密赌场会对放哨的仆役痛加惩处，所以这种疏忽的情况是非常罕有的。五个戈比的工钱当然是少得可笑，即使在监狱里也是如此。然而在监狱里，那些雇主在这种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严厉和冷酷总是使我感到震惊。“拿了钱，就要好好伺候！”这是不容反驳的论据。为了一文钱的付出，雇主会拿去一切可能拿到的好处，可能的话，就拿得更多，还自以为是施惠于人，该感谢他才对。浪子和醉汉挥金如土，而对自己的雇工却锱铢必较，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监狱里有，也不只是在赌场上有。

我已经说过，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某种工作：除了几个赌徒之外，完全无所事事的至多不过四五个人；他们马上就躺下睡了。我在木板通铺上的位置紧靠着门口。在另一边的通铺上，与我头对头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往往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在糊一个中国式的彩色灯笼，这是城里人向他定制的，价钱相当高。他做灯笼是一把好手，干起来有条有理、专心致志。等到工作结束，便收拾整齐，铺开自己的小床垫，向上帝祈祷后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看来他把品行和秩序发展到了拘泥细节、吹毛求疵的程度；显然，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一般地说，所有愚钝和狭隘的人都是这样。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不过记得在这第一天我曾对他的情况想了很多，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却进了监狱。以后我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提阿基姆·阿基梅奇。

不过我要简单地描述一下我们牢房的全体人员。我不得不在这间牢房度过很多年，因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今后的室友和同伴。当然，我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在我的铺位左面是一群高加索山民，大多因为抢劫而被送到这里，刑期有长有短。他们是两个列兹金人、一个车臣人和三个达吉斯坦的鞑靼人。那个车臣人脸色阴森、抑郁，几乎谁都不搭理，经常皱着眉头敌视地环顾周围，还露出讨人嫌的恶毒而嘲讽的微笑。列兹金人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长着细长的鹰钩鼻，看样子是十足的惯匪。不过另一个名叫努拉的列兹金人，从第一天起就使我产生了极其愉快而亲切的印象。他还不算老，个子不高，体格像赫拉克勒斯，纯粹的金发碧眼，翘鼻子，有一张楚赫纳女子[1]的脸和经常骑马而形成的一双罗圈腿。刺刀和子弹使他遍体鳞伤。他在高加索是安分守己的平民，但经常骑马悄悄地去找不甘屈服的山民，并和他们一起从那里向俄国人发动袭击。在监狱里大家都喜欢他。他总是很快乐，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他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安静而开朗，不过时常愤慨地看着囚犯生活中丑陋、卑劣的现象。任何盗窃、欺诈、酗酒，总之，一切不正当的行径都使他怒不可遏；但他不会挑起争端，只是气愤地扭头而去。他本人在服苦役期间从未偷过东西，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他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坚定。他虔诚地祈祷；在穆斯林节日前的斋戒期间，像宗教狂一样严格持斋，整夜整夜地站着祷告。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正直。“努拉是一头雄狮，”囚犯们说；于是他有了雄狮的称号。他完全相信，服刑的一定期限结束后，就会放他回到高加索的家里，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憧憬。我觉得，失去这个憧憬他会死的。我在入狱的第一天就明显地注意到他了。在其他苦役犯的凶狠、阴沉的容貌之间，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充满善意和同情的脸。在我来到服苦役的地方的最初半个小时，他走过我身边时会拍拍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和善地笑笑。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俄语说得很差。此后不久他又向我走过来，笑着在我的肩头友好地捶了一下。后来又一再如此，而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猜到了，后来也了解到了，从他这方面来说，这是表示他对我的同情，因为他感觉到了，对监狱的了解使我的心情多么沉重，他想表达对我的友谊，鼓励我，表示他一定会保护我。善良而天真的努拉啊！

达吉斯坦的三个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过中年，但名叫阿列伊的第三个至多不过二十二岁，外表就显得更年轻了。他的铺位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他那英俊、开朗、聪明而又天真憨厚的面貌立即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多么高兴啊，命运让他而不是任何别人成为我的邻人。他的全部心灵都表现在他的漂亮，甚至可以说俊俏的脸上。他的微笑是那样充满信任，那样孩子般地纯朴；乌黑的大眼睛是那么柔和，那么亲切，看到他我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感到愁苦和忧伤顿时减轻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家乡他的长兄（他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在养马场）有一天吩咐他带上马刀一起骑马出去一趟。在山民的家庭里，对兄长是毕恭毕敬的，男孩子不仅不敢，而且也想不到要问一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兄长也认为不必告诉他。他们是去打劫，要拦路抢劫一个亚美尼亚富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杀光护送队，杀了那个亚美尼亚人，将他的货物洗劫一空。但案子被侦破：他们六个人全部落网，于是审讯、揭发、用刑，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的唯一恩典就是缩短刑期；他被流放四年。兄长们都很爱他，这与其说是兄弟之情，还不如说是一种父爱。他是他们在流放中的唯一安慰，他们通常都脸色阴沉、心情抑郁，看到他时却总是笑逐颜开，在和他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和他谈话，似乎还把他看作孩子，觉得同这样一个孩子没什么正事好谈），他们严峻的面容便舒展开了，于是我猜想，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玩笑话、近乎孩子气的话，至少他们老是在互使眼色，而在听到他的回答后，往往会和善地暗暗发笑。而他自己几乎不敢主动和他们交谈：他对兄长真是恭敬至极。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其漫长的苦役生活中怎么竟能保持这样温和的心情，这样恪守清清白白的正派作风，这样诚恳而富于同情心，不流于粗俗，不腐化堕落。不过，这是一种坚强而严谨的气质，尽管外表显得很柔弱。后来我才对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像清白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的任何丑恶、下流、卑劣或不公正的强暴行径都会在他漂亮的眼睛里燃起怒火，那双眼睛因此而变得更美了。但是他回避吵架和谩骂，不过他绝不是任人欺凌而不予惩罚的人，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他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大家都爱他、宠他。起初他对我只是以礼相待。渐渐地我开始和他闲谈；几个月他就学会讲一口漂亮的俄语了，这是他两个哥哥在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所没有做到的。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谦虚而有礼貌，甚至很有推理能力。总之，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认为阿列伊绝非平庸之辈，回忆起来，我和他的相逢是我生平最美好的际遇之一。有些人天生就有那么优越的气质，那么有天赋，您会觉得，甚至关于他们以后会变坏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您对他们总是感到很放心。我对阿列伊到现在也是完全放心的。如今他在哪里呢？

有一回，那已经是我入狱的很久以后了，我躺在通铺上想着沉痛的心事。一向勤快而爱劳动的阿列伊此刻却闲着没事，尽管睡觉还太早。不过这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穆斯林的节日，所以是不干活的。他把双手放在脑后躺着，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

“怎么样，你现在心情很沉重吧？”

我好奇地打量他，对阿列伊的这个急促而率直的问题感到奇怪，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总是严于律己，总是善解人意。不过仔细一看，我就在他的脸上看出了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痛楚，立即发现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我对他讲了我的猜想。他叹息一声，忧伤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总是温柔而发自内心的微笑。此外，他一笑便会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其洁白晶莹之美，使绝世美人也会心怀忌妒。

“怎么了，阿列伊，你刚才大概在想，你们的家乡达吉斯坦在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吧？那里大概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是的，”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道，两眼神采奕奕。“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些呢？”

“那还能不知道！怎么，那里胜过这里？”

“噢！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现在你们的家乡想必百花争艳，像乐园一样！……”

“嗬，你就别说了。”他非常激动。

“听我说，阿列伊，你有妹妹吗？”

“有，怎么？”

“她想必是个小美人，要是她像你的话。”

“说什么像我呀！她是绝色美人啊，整个达吉斯坦没有更好看的了。啊，我的妹妹多美呀！你是没有见过啊！我的妈妈也是美女。”

“妈妈爱你吗？”

“唉！你说什么呢！她呀，现在想必为我伤心死了。我是她钟爱的儿子。她爱我胜于爱妹妹，胜于爱所有的人……她今天给我托梦了，在我身边哭泣。”

他沉默了，这天晚上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从此以后他时常想跟我聊聊，但出于敬意从来不首先开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会这样尊敬。可是只要我找他闲谈，他就非常乐意。我向他问到高加索，问起他从前的生活。兄长都不妨碍他和我交谈，甚至还很高兴。他们看到我越来越喜欢阿列伊，对我也更加亲切了。

阿列伊在劳动中帮助我，在牢房里尽力为我效劳，显然，他很高兴多少能改善我的处境，让我感到满意，而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点儿低三下四或谋求私利的意味，而是出于温暖的友情，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我的友好的情意了。顺便说一下，他有很强的手工操作能力；学会了一手很像样的裁缝、制靴的手艺，后来还学会了一些木工活。几个哥哥都夸他，为他感到骄傲。

“听着，阿列伊，”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用俄语看书写字呢？你知道吗，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是很有用处的。”

“很想学啊。可是跟谁学呢？”

“这里有文化的人还少吗！要不要我来教你？”

“啊，你来教我吧，求你啦！”他甚至在铺上欠起身来，双手交叠在胸前望着我央求道。

我们从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我有一本《新约》的俄译本——监狱是不会查禁这本书的。没有识字课本，只有这本书，阿列伊在几周之内就学会了流畅地阅读。大约过了三个月，他已经完全看得懂书面语了。他满腔热情地醉心于学习。

有一天我和他读完了“山上宝训”[2]。我发现，其中的一些地方他读起来特别富于感情。

我问他喜欢所读的内容否。

他很快地抬头看了看我，脸上泛起了红晕。

“啊，喜欢！”他答道，“是的，耶稣是神圣的先知，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讲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哪些话呢？”

“就是他说的：要饶恕，要爱，不要欺辱而要爱你的仇敌。啊，他讲得多好啊！”

他回到在听我们谈话的兄长们身边，热心地对他们讲着什么。他们彼此严肃地交谈了好久，并且微微晃动脑袋表示赞同。然后带着郑重的赏识的微笑，即纯粹穆斯林的微笑（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微笑，喜欢的恰恰是微笑所透露的郑重的态度）转向我，肯定耶稣是神圣的先知，他实现了伟大的奇迹；他用土捏成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起来……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深信，颂扬耶稣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阿列伊太幸福了，因为他的两个哥哥终于决定并且愿意让我感受到这种无上的快慰了。

我们在书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顺利。阿列伊搞来纸（他不让我花自己的钱买纸）、笔、墨水，不过两个月就学会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哥哥们大为惊讶。他们的自豪和得意是没有止境的，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才好。要是我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就抢着来帮助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荣幸。至于阿列伊就更不必说了。他也许就像爱兄长一样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样走出监狱的，他把我带到牢房外面，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哭了。以前他从来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哭过。“你为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他说，“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做不到的：你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人，上帝会报答你的，而我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如今你在哪里呀，我的善良的，亲爱、亲爱的阿列伊！……

除了几个切尔克斯人之外，我们的几间牢房里还有一大群波兰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家庭，几乎不与其余的囚犯交往。我曾说过，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对俄国苦役犯的敌视态度，他们自己也就受到所有人的敌视。这些人都疲惫不堪，体弱多病；他们一共有六个人。其中有些是学识渊博的人物；以后我会详细地专门讲讲他们的事迹。我在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书籍。我所读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奇怪而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总有一天我会单独讲一讲。对我来说，它们太新奇了，我相信，许多人会觉得完全不可理解。有些事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评判的。我只说一点：精神上的痛苦比任何肉体的磨难更难以忍受。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要学会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这是从水中捞出来丢弃在沙地上的一条鱼……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实情……哪怕问题仅仅涉及他不得不放弃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而且住在一起。在我们牢房里的所有囚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也许只是因为他能逗他们开心。不过，甚至其他囚犯也都喜欢我们的这个犹太人，虽然毫无例外地都把他作为嘲弄的对象。他在我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到现在我想起他还忍不住要发笑。每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总是回忆起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里的犹太人扬凯尔，他为了和自己的犹太女人到衣柜里去过夜而脱光衣服时，立刻就活像一只小鸡雏。我们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活脱儿是一只拔光了毛的小鸡雏。这个人不再年轻了，已年近五十，个子矮小，体力单薄，很狡猾而又是个十足的笨蛋。他放肆又傲慢，同时却又极端胆小怕事。他整个儿显得皱巴巴的，他的前额、他的两颊都留有在断头台上打下的烙印。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怎么竟能挨过六十皮鞭。他是被控杀人而入狱的。他收藏着一张药方，是他的那些犹太人在他受刑后立即向一位医生要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软膏，能在两周内使烙印消失。他在监狱里不敢使用这种软膏，要等十二年服刑期满，决意在出狱移民之后再使用这个药方。“否则就不可以结婚，”有一天他对我说，“而我是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的心情总是十分愉快。他在监狱里的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会珠宝匠的手艺，来自城里的活计多得忙不过来，因为城里没有珠宝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参加繁重的劳动了。不言而喻，他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凭利息和抵押品给整个监狱放贷。他入狱比我早，一个波兰人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他入狱的情况。这是非常好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后再讲；至于伊赛·福米奇，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呢。

我们牢房里其余的人中有四个是旧教徒，都是熟读经卷的老头子，其中的一个也是来自斯塔罗杜布的那些街区；还有两三个脸色阴沉的小俄罗斯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苦役犯，他有一张清秀的小脸、清秀的小鼻子，大约二十三岁，已经杀了八个人；还有一帮造假币的，其中一个是我们整个监狱的大活宝；最后，还有几个脸色阴沉、郁郁寡欢的人物，他们被剃了半边头，形容丑陋、沉默寡言、满怀忌妒、皱着眉头以仇恨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并且打算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在全部服刑期间，一直这样皱着眉头打量、沉默并仇恨下去。在我开始新生活的这第一个凄凉的晚上，这一切只是在我眼前闪过，——闪过于腾腾烟雾和黑色烟子之间，闪过于亵渎神圣的辱骂声中，闪过于空气污浊、镣铐叮当、诅咒和无耻哄笑的氛围里。我在光光的木板通铺上躺下，把衣服枕在头下（我还没有枕头），盖一件光板皮袄，但久久不能入睡，尽管这第一天的荒诞而意外的印象已使我受尽折磨、精疲力竭。但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我从未想到也无从预料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

[1] 指芬兰女子。

[2]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至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