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简介

《死屋手记》是19世纪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也是他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的亲身经历的记录。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详细描写了自己在苦役期间的所见所闻。整本书由回忆、随笔、特写和故事等不同类型的章节构成，生动地展示了各种苦役犯的可怕境遇和精神状态，同时描绘了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

死屋手记小说阅读

　　
我入狱的三天之后被派出去干活了。这干活的第一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不过这一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很不平常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到我所遭遇的一切本来就是不平常的。然而这也是最初的印象之一，而我还在继续贪婪地审视一切。这最初的三天我是在极其苦恼的心绪中度过的。“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但这是后话，眼前我周围的一切是充满敌意的，因而是可怕的……不过并不是一切，不言而喻，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我的服苦役的新难友们打量我的那种强烈的好奇，他们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阶层里的贵族出身的新囚犯的分外严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几乎会变成敌视，——这一切使我太苦恼了，以致我但愿快点儿去干活，以便尽快把我的全部苦难都了解并体验一遍，开始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和所有的人一样走上生活的常轨。不言而喻，我当时对那些就在自己鼻子底下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和料想到：我还不善于在敌意中辨别可喜的方面。不过，甚至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了几位和蔼可亲的难友，当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我最和蔼可亲的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余那些脸色阴沉、怀有敌意的几个苦役犯之中，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几个和善而愉快的人。“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只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完全了解了他，而他几乎在我服苦役的全部期间都和我在一起，而且经常在我身边。他就是囚犯苏希洛夫。我现在只要一谈起不比别人坏的犯人，立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来。他是服侍我的。我还有另一个仆人。阿基姆·阿基梅奇从最初几天起就向我推荐了一个名叫奥西普的囚犯，说我要是讨厌公共伙食，有钱自理的话，每月付给他三十戈比，他就每天给我烹调菜肴。奥西普是囚犯们选举到两个伙房里去的四名伙夫之一，不过是否接受大家的推举完全由他们自主决定；接受后，哪怕第二天就推辞也行。当伙夫就不用去服劳役了，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我们不是叫他们伙夫，而是叫他们厨娘，不过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蔑视，何况选进伙房的都是一些精明能干而且尽可能要办事公道的人，叫他们厨娘只是亲切地开个玩笑，我们的那几个伙夫一点也不会见怪。奥西普几乎总能被选上，他一连几年几乎老是当厨娘，偶尔在极其苦闷而又极想贩私酒的时候才暂时不当。他是少有的正派而谦和的人，尽管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这就是我曾提到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他是什么都怕的胆小鬼，特别怕鞭刑，安静、温顺，对谁都温和亲切，从未和人吵过架，可是，尽管他那么胆小怕事，却不能不贩私酒，因为走私是他的嗜好。他也和其他伙夫一起贩卖私酒，不过，规模当然不大，例如比不上卡津，因为他没有甘冒巨大风险的勇气。我和这个奥西普一直和睦相处。至于花钱自理饮食，需要的钱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一个月花在自己饮食方面的钱只要一个银卢布就够了，当然，吃面包是不花钱的，因为面包是公家的，有时也喝不花钱的菜汤，如果太饿了，也就顾不得那菜汤难以下咽了，不过，后来这难以下咽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我通常是买一块牛肉，一天一磅。冬天我们这里的牛肉很便宜。牛肉是由一名残疾军人到市场上去买的。我们每间牢房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疾军人，他们自愿地尽义务，天天上市场为囚犯们购物，而且几乎不收任何报酬，除非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安宁，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他们就这样偷偷地带来烟草、砖茶、牛肉、面包圈等等，等等，只有酒例外。没有人托他们带酒，虽然偶尔还拿酒款待他们。奥西普有好几年为我做的都是同样的一块煎牛肉。它是怎样煎出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而问题却不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和奥西普在这几年里几乎没有说上两句话。我曾多次与他攀谈，可是他好像不善于交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回答一声是的或不，就没有下文了。看着这个仿佛长不大的只有七岁的赫拉克勒斯不免令人诧异。
但除了奥西普，经常帮助我的人还有苏希洛夫。我没有叫他来，也没有找过他。他不知怎么自己跑来找我，要听我的差遣；我甚至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不记得前后的经过。他开始为我洗衣服。牢房外面专门为洗衣服挖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坑，囚犯们的衣服就是在污水坑边上用公家的木盆洗的。此外，为了巴结我，苏希洛夫还主动想出千百种不同的办法来尽义务：替我把茶炊坐在炉子上，东跑西颠地为我办事，给我找寻什么东西，把我的短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的靴子上四次油；他做这些事又热心又匆忙，仿佛肩负着天知道多么重大的责任，——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他自己身上。例如，他从来不说“您有几件衬衣，您的短上衣破了”等等，总是说：“咱们现在有几件衬衣，咱们的短上衣破了。”他一个劲儿地看我的眼色行事，似乎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职责所系。手艺，或者如囚犯们所说的行当，他一样也不会，看来他只能从我这里赚点儿小钱了。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酬劳，也就是几枚铜币而已，他总是满意地默默收下。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他们。这些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而且几乎在任何人面前都泯灭自己的个性，而在共同活动中所扮演的甚至不是二流角色，而只是三流角色。苏希洛夫是很可怜的人，他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甚至被打得蔫了，不过在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其实他天生就是个蔫头耷脑的人。我不知怎么总是可怜他。哪怕看他一眼，怜悯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为什么可怜他呢——我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和他谈谈也不行；他也不善于交谈，看来谈话让他很费劲，你要是为了结束谈话，叫他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跑跑腿，只有这时他才会活跃起来。最后，我甚至确信，我这样做使他得到了快乐。他不高也不矮，不漂亮也不丑，不聪明也不蠢，不年轻也不老，脸上略微有些麻子，头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浅色的。关于他你永远不可能说什么太肯定的话。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在我看来以及据我推测，他属于西罗特金那一伙，他之所以属于那一伙，也仅仅由于他的任劳任怨和逆来顺受。囚犯们有时会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与一帮犯人到西伯利亚来的半路上改名换姓，就为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而改名换姓。就因为他把自己卖得这么贱，囚犯们才嘲笑他的。改名换姓的意思是与某个人互换姓名，因而也互换了一生的命运。这个事例不管多么荒唐，然而它是公平的，而且在我们那时这种事还盛行于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囚犯之间，因传说而广为人知，并且被一定的形式所固定下来。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不过最后不得不相信无可置疑的事实。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在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假定他是个狡猾的老江湖，熟悉情况。于是他在这批犯人当中寻找一个比较迟钝、怯懦、逆来顺受而判刑较轻的人：或是要去养马场待上几年，或是移民，即使是去服苦役，刑期较短也行。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他说，我，米哈伊洛夫，如此这般倒也不一定是去服苦役，而是要去“特别部”[2]。虽然也是服苦役，不过是特别的，所以轻松些。单人囚室在其存在期间，甚至领导机关，比如彼得堡的领导机关也不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角落，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人也不多（在我们那时候，里面大约有近七十人），要发现它的踪迹都很难。我后来遇到一些有公职和了解西伯利亚的人，他们听我说起才头一次听说有“特别部”。在法律汇编中说到它的总共只有六行字：“在某监狱设立单人囚室，为最重要的罪犯而设，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甚至这个“部”的囚犯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部”是什么？是无期还是有期？期限没有规定，只是说：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仅此而已；这就是说，“苦役活要一直干下去”。难怪苏希洛夫不知道这个情况，况且这批犯人谁也不知道，连被流放的米哈伊洛夫本人也不例外，他根据自己的罪行判断，也许会对“特别部”有个概念，他的罪行太重了，由于这个重罪他已经走了三四千俄里。因此他是不可能被流放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苏希洛夫是到移民点去的；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意改名换姓吗？”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何况他在伙伴们当中已经听说，改名换姓是可以的，别人也在改名换姓嘛，因此这里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离奇之处。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大伙儿对这一点是很严格的。何况既然答应了，就该照办，——这也是大伙儿所坚持的。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哪怕只姑息一次，那么交换姓名的惯例就会从此结束。如果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在收钱后破坏已经谈妥的交易，那么以后谁还会做这种交易呢？总之，这是涉及大伙儿的公共事务，因此这批犯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他向全体犯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必要的话，还得向某些人表示感谢，以酒款待呢。当然，他们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或苏希洛夫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吧，酒也喝了，宴请过了，——从此他们就应该守口如瓶。到达第一个羁押站，例如，要点名了；喊到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苏希洛夫答道：有！“苏希洛夫！”米哈伊洛夫大叫：有！——以后也是这样。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在托博尔斯克要对犯人分别处理了。“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非常依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也很随便。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件事情他没按我的要求去做，而他又刚刚拿过我的钱，我居然冷酷地对他说：“瞧，苏希洛夫，钱您倒是拿了，却没有好好做事。”苏希洛夫没吭声，立即为我办事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悲伤起来。过了两天。我想，他这样伤心不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啊。我知道，一个囚犯安东·瓦斯利耶夫曾向他索讨一笔小债。他大概没有钱还债，又怕找我要。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好像要找我要钱，为了还安东·瓦斯利耶夫吧？给，拿去吧。”我当时坐在通铺上；苏希洛夫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吃惊，我会主动给他钱，主动想起他的难处，特别是在他看来，最近已经拿了我太多的钱，所以想也不敢想，我还会拿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非常诧异。我也跟着出去了，在牢房外面找到了他。他站在监狱的立柱围墙旁边，面对围墙，头顶着墙，一只手支在墙上。“苏希洛夫，您这是怎么了？”他不看我，我非常惊讶地发觉，他简直要哭了。“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以为，”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竭力看着一旁，“我为您效劳……是为了钱……可我……我……唉！”这时他又转身向墙，前额甚至在墙上撞了一下，——随即痛哭失声！……我头一回在监狱里看到有人在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他从此只要可能就更热心地为我效劳并“观察我”，可是根据某些难以觉察的迹象，我注意到，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我责备他的那些话了。可别人在嘲笑他呀，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骂他骂得很凶，而他与他们却能和谐友好地相处，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是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即使在相识多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我和A的相逢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也是一名囚犯，入狱比我略早，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的特别痛苦的印象使我大为震惊。不过，我在入狱前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遇到A。他使我在这最初的艰难时期惴惴不安，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关于他我不能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能腐化堕落到什么地步，能在何等程度上毫不勉强、毫无悔意地扼杀自己内心的一切道德观念。A是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关于他我曾多少提到过，说他把监狱里的情况全都捅给我们的少校，还和他的勤务兵费季卡做朋友。他的简历如下：他没有完成任何学业，在莫斯科与因其堕落而吃惊的亲人们闹翻以后，来到了彼得堡，为了搞到钱，他决定干一桩告密的勾当，即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即满足他那欲壑难填的极其粗鄙下流的享乐欲望，在彼得堡和它的那些市民大街和糖果糕点店[3]的诱惑下，竟如此贪图享乐，以致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不明智的疯狂勾当。他很快就被人揭发了；他的告密牵连了无辜的人们，使另一些人受到蒙骗，因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监狱里服刑十年。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按理说，他的命运发生这样可怕的变故，应当使他警醒，激发他的天性起而反抗，以求转机。但是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的遭遇，甚至毫无悔改之意，面对这种遭遇没有道德上的愤慨，除了被强制劳动、不得不告别那些糖果糕点店和三条市民街，竟无所畏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的身份只是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干一些更加卑鄙龌龊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嘛；既然是苦役犯，那么为非作歹就是可以的了，并不可耻。”一字不差，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是把这个可恶的家伙作为一种现象来回忆的。我有好几年生活在杀人犯、淫棍和臭名远扬的恶徒之间，但是我敢肯定，我生平还从未遇见过像A这样道德沦丧、贪淫好色、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我们这里有一个弑父凶手，是贵族出身；我曾提到过他；但我根据许多细节和事实断定，甚至这个人也比A远为高尚，远富于人性。在我看来，在我劳役生涯的整个时期，A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肉体享受，他能极其冷血地屠杀、宰割，总之无所不为，只要能销赃灭迹。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是很了解A的。这是一个例子，在精神上不受任何规范、任何法制制约的人的肉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看着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我是多么反感哪。这是一个怪物，精神上的卡西摩多[4]。而且他又狡猾又聪明，相貌英俊，甚至受过一些教育，有能力。不，社会上有这种人比火灾更糟糕，比瘟疫和饥荒更糟糕！我曾说过，在监狱里全都堕落了，窥探和告密盛行，囚犯们决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他们与A都很和睦，而且对他比对我们更为友好，简直无法比拟。而我们的醉醺醺的少校对他青眼有加，更增加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分量。顺便说一下，他使少校相信，他会描摹肖像（而对囚犯们却说，他是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要求派他到自己家里工作，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一幅肖像。他就是在这时与勤务兵费季卡结交的，而费季卡对自己的老爷，因而也对监狱里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事务都有非常大的影响。A是根据少校的要求秘密监视我们的，少校在喝醉酒扇他耳光时，就骂他是特务和密探。往往就在他挨打后，少校立刻坐到椅子上，命令A继续作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杰出的画家，几乎把他视为布留洛夫，这位画家是他也听说过的，但还是认为有权打他的耳光，他的说法是，即使你就是那位画家，现在却是一名苦役犯，即使你就是大画家布留洛夫本人，而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因而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顺便说一下，他强迫A为他脱靴，强迫他把各式花瓶从卧室里搬出来，但还是很久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肖像画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几乎拖了一年之久，少校终于看出来了，此人在哄骗他，于是认定画像是画不成了，相反，一天天过去，画得越来越不像他了，他勃然大怒，把画家痛打了一顿，罚他到监狱里去干粗活。A看来对此很是惋惜，他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悠闲的日子，告别了少校餐桌上的残杯冷炙，告别了好友费季卡以及他俩在少校的厨房里发明的各种美味。至少在斥退A以后，少校停止了对囚犯M的迫害，A曾在少校面前对M大肆诽谤，原因是：A入狱时M很孤单。他非常苦闷；与其余的犯人没有任何交往，对他们抱着恐惧和极端厌恶的态度，不注意也看不到与他们和解的任何可能，也不愿接近他们。人家也同样地敌视他。总之，像M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M不了解A入狱的原因。相反，A却看出了他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立即使他相信，他被流放与告密完全无关，和M被流放几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M大喜过望，以为遇到了知音。他在服苦役的初期照料他，安慰他，料想他一定有困难，便把自己仅有的钱都交给他，供他饮食，拿出必需品与他合用。可是A却立刻就敌视他了，恰恰是因为他品格高尚，因为他那么愤慨地看待一切卑鄙行径，恰恰是因为他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一有机会便急忙把M在闲谈时对他谈到监狱和少校时所说的话，通通向少校告发。因此少校极其憎恨M并迫害他。要不是警卫长进行干预，他就会大祸临头。后来M知道了他的卑劣行径，A不仅毫无窘态，甚至还喜欢与他相见，嘲弄地看着他。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得意。M本人曾屡次对我谈起这一点。这个卑鄙的畜生后来与一个囚犯和一名押送兵一起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我以后再说。他起初对我也是百般巴结，以为我还没有听说他的过去。我再说一遍，他使我在苦役生活的初期更加苦闷。我被投入其中、深陷其中的卑鄙恶劣的环境使我胆战心惊。我以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那么卑鄙无耻。但是我错了：我是根据A评判所有的人。
在这三天里，我怀着苦闷的心情在监狱里走来走去，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公家发给我的麻布交给阿基姆·阿基梅奇为我指定的一个可靠的囚犯，为我缝制衬衣，当然是要付工钱的（几枚铜币一件），按照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劝告，我为自己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小床垫（用麻布包起来缝上的毡子），像一片薄薄的煎饼，还添置了一个塞满羊毛的枕头，由于不习惯觉得硬邦邦的。阿基姆·阿基梅奇尽心竭力地为我操办这些事情，还亲自参与，亲手用公家旧呢子的碎片为我缝制了一床被子，旧呢子来自我从其他囚犯那里买来的破旧的长裤和上衣。公家的东西超过使用期，便属于囚犯私人所有；这些东西立即就在监狱里出售；不论怎样破旧，都可以作价出让。当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很惊讶。总之，这是我最初与人们接触的时期。我自己突然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一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见解、习俗仿佛也成了我的了，至少在形式上、法律上是这样，虽然实质上我并不认同。我又惊讶又惶恐。仿佛此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也没有听说过，其实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听说过。然而现实给我留下了完全不同于仅仅知道和耳闻的印象。例如，在从前的任何时候，我能料到这些东西，这样的破烂也能叫作东西？可我不是用这些破烂给自己缝制了一床被子吗！简直难以想象，规定用来做囚服的呢子是哪一种呢子。看上去好像真像呢子，像厚厚的士兵呢[5]；可是稍微穿一穿，它就变得像一种渔网了，令人气恼地一撕就破。不过，发下来的呢衣服规定以一年为期，可是连这个期限也很难应付过去。囚犯要干活，要负重，衣服很快就磨破了，撕破了。皮袄是以三年为期的，在此期间，既当衣服穿，也用来当被子和床垫。但皮袄很结实，哪怕到了第三年末，使用期限即将完结的时候，往往还能看到有人把皮袄穿在身上，不过已用麻布打满了补丁。尽管如此，甚至已破烂不堪的皮袄，只要过了使用期限，还可以卖四十戈比银币。一些保存得较好的可以卖到六十甚至七十戈比银币，在监狱里这就是一大笔钱了。
钱嘛，我已经说过了，在监狱里是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此外，我要再说一遍，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是由于苦闷，有些人是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反正是要“换个结局”（行话）。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那么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爱惜钱，虽然乍一看会有这样的错觉。囚犯的贪财到了浑身痉挛、神志不清的程度，假如在饮酒作乐时，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而囚犯们都是大幻想家。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讲，不过话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不知别人信不信，我见到过一些被流放二十五年的犯人，他们竟非常平静地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等一等吧，上帝保佑，服刑期满，那时就能……”在这里“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仅仅表示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而挥金如土已经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了。无论什么样的烙印、镣铐、可恨的立柱围墙把他和世界隔开，使他像野兽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与世隔绝，他照样能搞到酒，也就是严加禁止的享乐，照样能享用麝香草莓，甚至有时还（并非总能做到）收买那些最接近的管理人员、残疾军人甚至中士，让他们对他违法乱纪的行径视而不见；除了做交易之外，甚至还敢戏弄他们，而囚犯是最爱戏弄人的，换句话说，最爱在难友面前显摆自己，哪怕暂时地让自己相信，他拥有的自由和权力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总之，他可以纵酒、闹事，可以肆意欺凌一个人，以此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敢作敢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相信，他这个可怜虫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顺便说一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囚犯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喜欢胡闹、浮夸、可笑而又极端幼稚地，哪怕是捕风捉影地自吹自擂。最后，在这纵酒胡闹中自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一切毕竟有点儿生活的幻象、遥远的自由的幻象啊。而你为了自由有什么是不愿献出的呢？一位百万富翁在绞索勒紧他的脖子的时候，难道他不愿献出百万家私，换取猛吸一口气的机会？
有时管理人员感到诧异，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堪称表率，甚至因为品行端正当上了十人组工头，突然却仿佛有鬼附体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看着他就令人诧异。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还要考虑到一点，囚犯个性的几乎任何自发的表现都被视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觉得，表现得强烈与否是无所谓的。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所以要想方设法，千万不要弄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能安心一些。
不错；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2] 这是从字面上把单人囚室（особоеотделение）误解为“特别部”。
[3] 老彼得堡的市民大街上有很多赌窟、淫窟和酒馆；糖果糕点店卖的是糖果、甜点和大蛋糕。
[4] 卡西摩多是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的名字成了身体畸形的代名词。
[5] 一种灰色粗大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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